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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步履 ——写于《20世纪以来日本中国史学著作编年》出版前 2016-05-03 14:42:27?《中国史研究动态》?胡宝华 　　众所周知，日本中国史学界的20世纪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纪，日本学者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内藤史学（也称“内藤假说”）、“白鸟史学”、“津田史观”、“六朝豪族共同体论”、“地域社会论”这些各具特色的历史研究成果，给日本史学界注入了太多的刺激与活力，几代蜚声海内外史坛的学术名流因此脱颖而出。著名的京都学派、东京学派就是在围绕其中一些理论观念与研究观点的争论中逐渐形成的。双方学者在激烈认真的学术争论中，先后出版了一批质量上乘、影响颇深的学术著作，将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推到了20世纪的巅峰。今天，虽然20世纪已经从历史纪年上走过，但是上世纪的学术生命并没有因此完结，一些著名命题的学术影响依然存在，对新世纪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正如张广达先生所说：“古往今来，很多假说或学说的寿命难能长久。内藤的唐宋变革说则不然，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论域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种假说，将近百年来，仍在服役，被人经常引用；作为富有宗旨的学说，他在今天依然带动着学术研究。”为什么内藤湖南的学术观点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回答这个问题，远非笔者的浅薄学识所能胜任，也不是撰写本文的目的所在。笔者在此仅仅是想通过上个世纪末自己在日本留学与工作十几年的亲身经历，加之2008年9月至2009年8月的一年间在日本做《20世纪日本中国史研究》课题访问的一些感触，谈谈对日本中国史研究的一些感悟而已。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是随着明治时代日本大学东洋史的设置与发展而繁荣起来的。日本的东洋史概念，最初主要是指日本史以外，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亚史；其后逐渐扩大到塞外史、中亚史和中西交涉史乃至亚洲史（日本史除外）的全部。日本最早的国立大学是建立于明治十年（1877）的东京大学，1886改称帝国大学。明治时期日本的世界史教育始终是以西洋史为中心展开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那珂通世首先提倡在中等教育课程中分别开设西洋史和东洋史。同年日本的中学开始设置中国历史，其中包括突厥、女真、蒙古等民族史方面的内容。那珂通世在日本享有盛名的传世著作《中国通史》就是为中学历史课程而编写的。1897年东京帝国大学汉文科设置了“中国历史”的选修科目，由那珂通世讲师和林泰辅副教授担任。但是林泰辅的讲义内容受到了当时以藤田丰八为首的学生批判与排斥。藤田等认为林泰辅的学问陈旧，要求任课教师不是讲汉学而是要通晓东洋史学。当年，林泰辅辞职后，市村瓒次郎继任副教授。1904年，东京帝大文学部设置了中国史学科，教授为市村瓒次郎和白鸟库吉。1909年前后中国史学科改名为东洋史学科，并开始实行二讲座制度。市村主讲中国各断代史，白鸟主讲蒙古史和西域史。他们在执教东京帝大的20余年间，不仅为东京帝大的东洋史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且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其中包括藤田丰八、中山久四郎、箭内亘、池内宏、加藤繁、原田淑人、和田清、桑原骘藏、羽田亨、桥本增吉、清水泰次、石田幹之助等。这些学者为日本大学的东洋史教育与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史、中亚史、民族史及中西交通史的各个研究领域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东京帝国大学一枝独秀局面的形成，日本政界也成为东京帝大毕业生施展才华的重要舞台，当时日本政府的历届总理及其各要害部门的官僚绝大多数都毕业于东京帝大法学部，拜官主义在东京帝大广为流行。明治二十五年（1892），当时的帝国议会议长谷川泰等32位议员提案，建议在关西地区再建立一所帝国大学。他们认为东京帝国大学是当时日本唯一的帝国大学，创立以来因为没有竞争对手，无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出现了故步自封、骄傲自大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大学学术的发展，也影响了日本帝国大学的形象。为了激发学问创新和提高教育质量，有必要在西京（京都）建立第二所帝国大学，形成一个能够与东京帝大匹敌的竞争对手。同年十月，在京都召开的关西地方教育家大会上，时任帝国博物馆馆长的九鬼隆一（京都帝国大学条例起草者）指出：建立在京都的大学不仅不能逊色于欧洲诸大学，还应该担负参与世界文化的责任，成为东洋学的主盟者。这个发言，实际上为未来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学位置及其发展方向奠定了基调。在长谷川泰等人提案的五年后，明治三十年（1897），京都帝国大学应运而生。 　　京都帝大建立后，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是学校始终如一的办学方针。针对东京帝大的文科设置，1906年京都帝大设置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中国学”，它包括中国哲学、东洋史学、中国文学三学科。特别在“东洋史学”领域设置了三讲座制，从数量上看，比东京帝大增设了一个讲座，它表现出京都帝大从一开始就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