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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 杨文革 【内容提要】自愿性取代可靠性成为美国口供规则的指导原则，体现了对人性尊严和人类意志自由、程序的正当性以及政府守法等一系列现代价值的追求。米兰达规则的产生，更使被告在监禁下供述的自愿性获得了程序保障。尽管在自愿性的证明和判断上存在某些主观色彩和困难，自愿性原则仍然是贯穿美国口供规则的灵魂，是理解美国口供规则的钥匙。在完善我国口供规则过程中，应该围绕自愿性原则，借鉴美国的做法，在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之间保持适当平衡。为此，应当以确立自愿性原则为最终目标，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以落实“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人权保障精神。在现有排除刑讯逼供手段获得口供的基础上，排除以威胁和疲劳审讯手段获取的口供。以欺骗和引诱手段获取的口供，只要真实，可不予排除。废除对有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的规定，以避免在看守所之外出现变相的第二羁押场所。 【关键词】口供 自愿性 米兰达警示 自证其罪 如实陈述 ?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真正起步。可以预见，这些规则仍将会不断修订、充实和完善。在此过程中，不论在多大程度上坚守自己的本土资源和中国特色，对较为成熟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美国口供规则的参照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我国对“排除规则”这一概念的使用已经深深打上了美国口供规则影响的烙印。为防止“郢书燕说”和“南橘北枳”后果，有必要对美国口供规则进行深入研究。 　　在美国，自愿性是口供规则的灵魂，对口供规则起着统帅作用。自愿性既是警察获取口供的指导性原则，也是判断口供是否合法的标准。1961年，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大法官指出：“从本质上看，口供是供述者自由和非强迫性选择的结果吗？如果是，如果他愿意供述，口供就可以用来对抗他。如果不是，如果他的意志受到强迫，如果他的自主能力受到严重损害，口供的使用就侵犯了正当程序。”不理解自愿性原则，就不能理解美国口供及其排除规则的实质。本文试图对美国口供规则中的自愿性原则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口供规则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 一、美国口供规则中自愿性原则的起源、发展及涵义 　　美国的口供规则源于英国。在16、17世纪的英国，没有任何关于口供使用的法律约束，用黑尔（Hale）勋爵1607年的话概括：“认罪就是定罪。”至迟到17世纪中期，使用拷问获取口供的做法仍然十分普遍，如此获得的口供会被用作证据而无所顾忌。 　　1660年王政复辟之后，英国的诉讼程序开始缓慢改进。1783年，在国王诉韦瑞克希尔（Warickshall）一案中，法官裁决：通过许诺或者威胁获得的口供因没有信用，不得作为证据；而自由、自愿的口供应该给予最高的信任，可以被采纳为证明犯罪的证据。在这一时期，英国排除口供的原理是基于在某些情况下其证明性的不可靠。虽然一些判例在阐述可靠性时已经开始使用“自愿性”或者“自由性”这样的概念，但这只意味着自愿性口供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仅此而已，与后来的自愿性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英国法律的继受国，美国法院自然传承了这一可靠性传统。在1829年美国的赫克托耳（Hector）案件中，法官指示陪审团说，他们应当考虑排除赫克托耳在拷问之下因疼痛、希望或惧怕做出的任何口供，但是按照他们的意见，被告自由和自愿做出的口供应该被接受为反对囚犯最好的证据。在1884年霍普特（Hopt）诉犹他一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出于威胁、许诺、引诱，致使剥夺了被告“在法律意义之内自愿地做出口供的意志自由或者自我控制能力”而取得的口供，不具有可采性。但这一时期对非自愿性证据的不予采纳或者排除，仅仅是因为其不可靠，与后来从合法性角度对非自愿性证据的排除明显不同。这种做法也不能阻止司法实践中警察以暴力手段获取口供的行为。 　　20世纪20年代，美国法院从关注被告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转向更多地关注审判的公正性，开始排除那些虽然真实却是通过不当手段获得的口供。这个被称为“公正审判”的原则取代了在确定口供可采性过程中的可靠性。在1936年布朗（Brown）诉密西西比一案中，最高法院指出：“使用暴力手段获得的口供作为定罪判刑的基础，是对正当程序的明显剥夺。”在1941年李森拔（Lisenba）诉加利福尼亚一案中，最高法院指出：“正当程序要求的目的并不是排除可能不真实的证据，而是为了防止证据使用中根本性的不公正，不管这些证据真实与否。”从这时候起，口供的真实可靠性基础才开始真正被怀疑和否定。在此后30年正式公布的40起案件中，自愿性成为经典标准。 　　20世纪40、50年代，最高法院创建了麦克纳布一马洛里（McNabb—Mallory）规则，规定被指控者必须迅速移交司法官员进行提审，不得做不必要的拖延，否则在此期间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