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细数语文学教的魅力与陷阱.docxVIP

一、大学与中学之间的裂缝同样是教育，中学与大学是有区别的，但区别到底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民国年间，中学老师进大学教书，很正常，如历史学家钱穆、吕思勉，文学家朱自清、美学家朱光潜等。至于特定年代大学教授因经济困难到中学兼课（如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那就更容易理解了。但五十年代以降，大学教师与中学教师之间的鸿沟，变得几乎不可逾越。这很奇怪，课绝少被追问。大学教师良莠不齐，中学教师则同样藏龙卧虎。只是因教学对象及教学内容不同，久而久之，前者较为专精，如此而已，无所谓高低雅俗。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的导师吴宏聪先生，他的导师是杨振声；我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导师王瑶先生，他的老师是朱自清。杨、朱二位主要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前，以大学教授而关注中小语文教育；吴、王二位主要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后，则全力以赴在大学教书。杨振声先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1930～1932），辞职后，受命主编中小学国语教科书（1933～1936），帮手是著名小说家沈从文；西南联大时期，杨先生主持编写“大一国文”教材，同样全力以赴。朱自清在浙江春晖中学执教的那一年（1924～1925），撰写了《中等学校的学生生活》《教育的信仰》等，对中学教育很失望，希望转到大学教书。可日后再三回顾，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学，其动力与经验正在于此。1942年，朱自清与叶圣陶合编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5年，二人又合著了《国文教学》一书。另外，朱自清撰写的《经典常谈》以及《标准与尺度》《语文拾零》《论雅俗共赏》等，对关注中学语文教学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好读物。大学教授介入中小学教育，往往悬的很高，因理想不容易实现而颇有怨言。可我猜想，从杨振声到我的师兄钱理群，其“屡败屡战”的自我陈述中，其实包含着自得与自信。人的精力有限，大方介入中小学教育，多少会影响专业著述的深度。可放眼整个社会，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及影响力，非书斋里的高头讲章所能比拟。大学教授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怎么做才能做好。师友们的经验让我很惭愧——刚才提及我的师兄钱理群介入中学语文教育讨论，主编《新语文读本》等，虽然被打压，但越战越勇。另一位师兄温儒敏为人教社版高中《语文》的执行主编，又是新课标修订组负责人，近期还在编各种语文教材，在中学语文教学方面影响很大。他们俩的风格不太一样，钱理群一直坚守民间立场，温儒敏则官方色彩比较浓，承接的是教育部项目。但有一点，他们都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多年持之以恒地关注中小学教育。相对来说，我更多关注大学问题，包括大学史、大学的国文教育、文学史书写等。中学语文教育兼及工具性与人文性、实践性与理论性、社会性与个人性，需全身心投入，且不能太书生气。像我这样半心半意，犹抱琵琶半遮面，那是做不好的。对此话题，我只能敲敲边鼓，说点旁观者清之类的好话与坏话，保持一种真诚但遥远的关注。二、语文教材的编写与逃离2015年7月11日，我应邀参加《新京报》主办的“语文教育高层论坛”。主办方说“随便谈谈”，可我还是准备了讲稿，题为《大学教授介入中学语文教学的途径及边界》，而且就从我为何撤出中学语文教材编写说起。十年前，也就是2005年，我与原复旦大学著名教授章培恒先生合作主编中华书局版初中及小学《语文》课本。章先生管小学部分，我管中学部分，但主要工作是编写组做，我们只是帮助出主意，把把关。此前参加过人教社版高中《语文》的编写，只负责其中一册，加上专题课教材《中国小说欣赏》，别的事不太管。这回是主编，被要求参与宣传推广，我拒绝了。教材编得好不好另说，单是这种不妥协的态度，就注定了我们的失败。此后，好几次有人请我，都谢绝了，原因是教材编写的复杂性超出我的想象与掌控能力。在我看来，大学教授若想介入中小学教育，须多与中小学老师交流，了解中小学的教学规律；切记居高临下，站在大学的立场来指导中小学教学。真正让我警觉，赶紧“金盆洗手”的，是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编中小学教材，兹事体大，不同于个人著述。写文章，你说不行，我可以改；编教材可不一样，不能拿百十万儿童当白老鼠。第二，凡编写教材的，都希望发行量大，面向全国；可中国太复杂了，东西南北、沿海内陆、城市乡村，你越深入调查越心虚。第三，编教材，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同时还受商业利益牵扯，其中的错综复杂，非我等书生所能把握。说白点，为中小学编教材，这是一件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能随便进来插一脚。既然我做不到全身心投入，只好赶紧撤退。三、语文教师的影响力2015年7月的某一天，我的新老学生在微信群里“奔走相告”——那天的《新京报》报道我在“语文教育高层论坛”上的演讲：“陈平原首先谈到了语文教师对学生人格养成的重要性。他表示，比起大学或者博士班，中学阶段对学生的影响其实更大。‘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学老师们对于学生们的影响力比大学要大。’陈平原讲了一个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