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铜镜.doc

两汉时期铜镜 (公元前206年～589年) 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的繁荣时期。 这时期铜镜数量超过了春秋战国，并且使用更加普遍。在制作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也有了进—步的发展。这时铜镜表现手法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镜背面开始持有铭文，而且铭文逐渐成为铜镜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魏镜和南方吴镜均首开向日本出口的先例。甚至有的南方镜工远渡重洋，赴日本铸镜，从而把中国的铜镜艺术和铸造工艺传播到了日本。日本公元4世纪的前期古坟中，近年来出土了大量“三角缘神兽镜”。经王仲殊先生考证，这些“三角缘神兽镜”是东汉日本的吴国工匠，将画像镜与神兽镜结合起来制作的。(《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考古》1981年4期)这—时期，铜镜的造型、钮制、纹饰方面的共同特点如下： 1.造型 镜多为圆形，并出现了长方形大镜。形体比战国铜镜明显加大、加厚。 2．钮制 半圆形钮逐渐代替了弦纹钮，并均有钮座。 3．纹饰 突出主纹，地纹消失。表现手法多为单线勾勒轮廓，而画像图案则采用浮雕技法，开创了后代铜镜高圆浮雕制作的先河。 4．铭文 这时期铜镜铭文中，省偏旁，少笔画及通假字普遍，减字减句盛行。 两汉铜镜 (公元前220年～206年) 一、两汉时期铜镜概况 两汉时期包括西汉、新莽、东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盛时期，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个方面都为汉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矗当时陶瓷业的进步和漆器的发展，虽然代替了青铜器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但制铜工艺并没有衰退，而是转向了制造铜镜等方面。因此，两汉时期铜镜的铸制业获得了重大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 两汉铜镜已发展成一般商品，这时期官方和私营铸镜业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汉镜铭文中出现的许多“尚方”铭及纪氏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尚方”是汉代为皇室制作御用物品的官署，属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少府下有“尚方”。颜师古注：“尚方主作禁器物。”《后汉书?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掌上手工作御刀创诺好器物，亟—人。’”铜镜铭文中大量出现的“尚方作镜真大好”、“尚方作镜四夷服”等字句表明，制作铜镜也是尚方的任务之纪氏铭如：“王氏作镜真太好”、“朱氏明镜快人意”、“田氏作镜四夷服”等，都明确记述了制作者的姓氏，并有很强的宣传广告作用，表明民间铸镜业已十分普及。 大约在东汉中期，随着铸镜业的发展，全国形成了几个铸镜中心。这些中心都在离铜矿区较近、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会稽郡的治所山阴(今浙江绍兴)，江夏郡(今四川广汉北)，蜀郡(今四川成都)等。这些地区的铸造工艺精巧，许多精美的铜镜就是在这里铸造的，如神兽镜、画像镜。 两汉时期铜镜的合金比例是比较稳定的，铜的含量为66％～70％，锡23％～24％，铅4％～6％。由于汉镜含锡量高，有利于镜表面的抛光。铜镜中加人一定量的铅，是因为铅溶液环流状态良好，有利于热溶液的平均流注，有助于镜面干整，减少气泡，提高铸造文字和花纹的清晰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汉代铜镜中，有一种奇特的铜镜——透光镜。此镜发明于西汉时期，外形和普通镜一样，但当光线照在镜面上时，镜面相对的墙上，会反映出镜背花纹的影像，古人称之为“幻镜”。隋唐之际的王度《古镜记》、宋代周密《云烟过眼录》、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清代郑复光《镜镜詅痴》等都有记载和研究。近代研究表明，铜镜透光是铜镜冷却和加工研磨镜面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所致。 两汉时期的铜镜图案式样丰富，制作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特色。西汉高祖至文、景帝以前，社会处于经济恢复时期，铸镜工艺发展不大，仍沿用战国铜镜的风格，镜面小，镜壁单薄，弦纹小钮，纹饰多见变形蟠螭纹和蟠虺纹。与战国铜镜不同的是汉镜钮座往往有铭文一周。到“文景之治”以后，特别是武帝以后，经济有了大幅度发展，这时铜镜铸造才出现了高潮，产品质量提高，数量也增加了。其镜面渐大，镜壁略厚，钮为半圆形，墩厚平滑。花纹装饰受当时帛画、壁画、石刻等的直接影响，战国铜镜那种抽象的纹饰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新颖的草叶纹、星云纹等。往往以绘画、双勾阳线的表现技法出现于镜背，并且围绕镜钮组成同心圆的多层连续图案，并用四分法把纹样分成四等份，构成既对称又连续的圆形装饰图案。从题材上看，已趋于写实，内容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羽化升仙、祥瑞辟邪说法相吻合。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条带式的铭文，都是祝福式的吉祥韵语。 王莽建立新朝后，铜镜风貌与西汉一脉相承，但仍有发展。纹饰内容愈益丰富，表现手法比以前细腻工整，构图格局采用乳钉间隔成等份和以同心圆形式环绕多层次纹带，颇富立体层次和节奏感。锐边装饰也复杂化了。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