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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爱与流变：《大堰河―我的保姆》 　　内容摘要：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在不同时期文学史中的评价各具特点，“左翼”话语策略下因其阶级意义而受到高度赞扬，抗日战争时期则被边缘化，至新中国成立后其价值得到重估，《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所受的评价始终难以脱离阶级与意识形态的范畴。同时，此诗普遍地被文学史视为艾青创作之开端，在艾青的创作中占有极高地位。 　　关键词：诗歌 阶级 文学 　　艾青作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代表，其诗歌自诞生以来就受到较大关注。艾青的代表诗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创作于1933年，诗中艾青饱含深情地表达了对自己乳母大堰河的赞美与追思，深刻揭露了旧社会下劳动妇女所受的压迫。随着时代的变化，艾青的诗歌在文学史中的评价也发生着改变。本文将分阶段讨论以《大堰河――我的保姆》为代表的艾青诗歌的文学史评价时代特点与接受流变。 　　一、与“左翼”话语策略的契合 　　《大堰河――我的保姆》诞生之初，便受到了两位颇具影响的“左翼”文学批评家茅盾和胡风的关注。茅盾在《论初期白话诗》中对该诗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在写底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时使用了细腻沉郁的笔调，而不像当时同主题的白话诗那样普遍缺乏表现上的深入与情绪上的热烈。 　　而另一位权威的“左翼”文学批评家胡风对于该诗从现实主义角度进行了剖析，肯定了艾青的创作价值：“健旺的东西原是潜在大众里面，当不会使他孤独的。”胡风更进一步剖析了艾青诗歌中的阶级性，认为该诗体现了诗人对于自己阶级的背叛。 　　在当时的“左翼”话语策略之下，文学批评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与阶级意识，而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正与这一历史思潮相契合。在诗中，艾青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痛恨自己是地主的儿子，并对劳动人民乳母大堰河表达了无限的爱意。 　　艾青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自幼生长在乳母大堰河家中，与普通农民接触密切，因而能深刻体会到农民的辛劳。反观自己所出身的地主阶级，艾青认识到，农民出身的大堰河才是自己真正应该感念的母亲，于是他写诗歌颂大堰河，歌颂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的善良的劳动人民。而这样的对于自己出身的地主阶级的反叛思想，正是“左翼”话语策略之下与读者们的阅读期待相契合的思想。由此，该诗在“左翼”话语策略之下受到极大的关注与肯定，并为其走向“经典”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与条件。 　　二、战争之下的边缘化 　　《大堰河》出版不久后，中国进入了激烈的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全民族抵御外辱情绪被点燃，此时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读者所需要的是激情洋溢的战争文学，需要的是能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热烈文风，而诗中艾青对乳母的脉脉温情显然与这一时代的氛围格格不入。 　　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致对外，抗击敌国，这是家国之情怀，而不只是局限于国内的阶级斗争。诗中艾青所控诉的是农民阶级所遭遇的不幸，这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当时一致抗战的历史背景之下，人们无暇顾及国内阶级矛盾，所以诗中所反映的问题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可以得出结论，在抗日战争时期两个因素使得该诗被边缘化。一是诗中对乳母无限的眷恋与温情无法满足抗战时期读者们所要的战斗激情与高昂的士气，二是当时中华民族反对日本侵略的主要矛盾已远远超出了诗作中所反映的国内阶级矛盾。因此这一时期艾青的诗歌中，读者较为青睐诸如《黎明的通知》、《火把》和《雪里钻》等反映战争精神的诗歌，而《大堰河――我的保姆》则因为基调平和、温情被明显束之高阁，少有人问津。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价值重估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发展重回“左翼”、革命道路，并且现实主义成为唯一合理的创作准则，该诗歌在新文学史书写的热潮下，又重新得到重视。表现为，在新文学书写的热潮下，《大堰河――我的保姆》因其阶级性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而再次得到高度关注。 　　当时的文学史对于该诗在阶级立场的问题上普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艾青作了如下评价：“《大堰河》一首以真挚的感情刻画了一个勤劳善良的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描绘了穷苦悲惨的旧中国农村，暗示着诗人对地主阶级的叛逆和回到农民中去的愿望。”[2]？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评论道，这首诗不仅属于艾青个人，更属于时代与社会。艾青背叛了他的家庭所属的地主阶级，而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完全献给了中国广大勤劳质朴却深受苦难的劳动人民。 　　正是由于艾青在这首诗上所表现出的对所出身的地主阶级的背叛，使得其阶级立场在当时是站得住脚的。文学评论也倾向于将这一诗作为艾青阶级立场的自白书，同样由于它的阶级意义，此诗在“左翼”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四、文学评论的去政治化 　　20世纪80年代，受改革开放政策影响，文艺评论去政治化，不再局限于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