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司马迁的自我形象.docVIP

《史记》中司马迁的自我形象 刘生良 《史记》，这部彪炳千古的煌煌巨著，犹如巍巍泰岱，雄峙于中华的文史天地，成为荟萃祖国悠久文明的丰碑大碣和典范标志。它既是总统三千年，雄视百代的“史家之绝唱”，又是作者批判现实、追求真理、抒情言志的“无韵之《离骚》”；它既是宏伟的民族史诗，又是个人庄严而深情的叹唱；它既囊括了政治、经济、宗教、学术、天文、地理、民俗等方面的人文历史，塑造了许许多多形神具肖的历史人物，同时也展现了作者——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家、文学家、一个空前的文化巨人和民族英雄的自我形象，写出了一个杰出的个性，不朽的灵魂。 一 在《史记》第一百三十篇，作者为自己写作了自叙传。诚然这篇《自序》仍以《史记》的写作为中心内容，无意于系统详尽地传述自己的生平，但它确写出了司马迁形象的概貌，显示了他性格的基本点。因此，它不仅是“百三十篇之宗旨”，“自注之权舆”，①而且是我们分析司马迁形象的纲领，窥探作者心灵的门户。 《自序》一开始即庄重地记叙了司马氏的家世，说明自己是颛顼帝命以司序天地的重黎氏之后，至程伯休父为司马氏，世业史官，其父司马谈又为汉太史令，有着悠远的史学家传。这样的家世，无疑从小便影响着司马迁的志趣和抱负。接着写他出生于“河山之阳”的龙门，后徙居京畿茂陵，“年十岁则诵古文”，曾向孔安国、董仲舒等当代名儒求教，为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次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壮游，与《史记》一些篇章提到的游踪相照应，当是出于其父司马谈的有意安排，是怀抱宏图而进行的有目的游访。“仕为郎中”后，他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窄、昆明”，又多次扈从汉武帝巡行过祖国辽阔的北方。他几乎走遍了汉武帝统治下的整个中国，目睹了各地的风光民情。收集了大量民间传闻的史料，更开阔了眼界和胸怀，磨砺了意志与雄心，为成为伟大的史学家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一一O年，汉武帝封禅泰山，而司马谈却被“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在“发愤且卒”的弥留之际，拉着儿子的手，留下了庄严的遗嘱：“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沉痛咽塞地倾吐了他欲继周公、孔子论载史文而未能如愿的无限憾恨。司马迁在病榻前痛哭流涕地宣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毅然接受了著作《史记》的遗命。作者这段自叙是十分动情的。经继任太史令并完成改历之后，他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父亲的遗训，时代的使命，激发了司马迁崇高的历史责任感。他俨然以五百年后的孔子自命，要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自序》还记述了他与上大夫壶遂关于继孔子著作第二部的孔子著作第二部《春秋》的论辩，从中更可看出他神圣不可动摇的决心。 正当司马雄心勃勃，“抽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埋头“论次其文”的时候，却遭遇了“李陵之祸”，被“幽于缧绁”。由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因而被处以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是非常注重名节的，他曾想“引决自裁”。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仆虽怯软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含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史记》“草创未就，适会此涡，惜其不成”。他在痛苦的思索中认识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觉得“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自己崇高的事业半途夭折，太可惜了！受辱之后，他内心万分痛苦，“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朱尝不发背沾衣也。”在《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