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视校园凶杀案背后的“报道困境”.docVIP

要正视校园凶杀案背后的“报道困境” 　　不到两个月内，校园凶杀案前后发生6起，其中4月底最后3天内每天发生一起。这是新中国创建以来所未闻，也系改革开放以来所仅有的。 　　穷凶极恶之徒以最不具备防范能力的孩童作为凶杀对象，以最能挑动和加剧百姓尤其是孩童家长对政府不满的方式对孩童下狠手，明显暗含着一种极危险的、以极端手段制造深度社会对立，挟以报复社会为特征的新的暴力犯罪倾向。它向执政者传递着怎样的社会信号，识者皆心知肚明。 　　不幸之中有万幸――好在案发时临近五一假期，又逢世博开园在即，客观上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和舆论的关注度，再外加国内媒体对后几起凶杀惨案的报道已大为节制，政府在案发后的救治安抚工作又做得较为得当，连续发生的校园凶杀惨案所造成的社会恐慌，才未被进一步放大。 　　此情此景，若继续以孤立加偶发来解释，显然难以服众。于是中央政府当机立断，赶在节后开学前，紧急召开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检讨、部署校园安保，工作着力点和思路得当。虽系亡羊补牢，但犹显未晚。 　　节后开学首日一早，笔者专门前往居家附近校园大门观察，但见沪上学童和幼儿家长已看到了上海落实“一校一警”及其他诸项加强校园安保举措正逐项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长们普遍的惊恐和不安。 　　透过5月4日新华社报道，内地小学生和幼儿家长们已知晓，针对连续发生的校园凶杀惨案，胡锦涛、温家宝曾连续作出重要批示，而本次“校园安保会议”规格之高和决心之大均为历史所罕有。会议把校园安保列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责任”，强调党政一把手必须对校园安全负总责。 　　自行政问责制度初建，“负总责”意味着再发同类恶性惨案，案发地党政一把手有可能丢掉乌纱帽。一系列“猛药”服下去，一定期限内，会议提出的也是中央对社会所作的“争取不发案、少发案，坚决防止发生重大恶性案件”的政治承诺有望得到阶段性实现。作为能收短期疗效的“止痛”举措，未来一段时间，加强校园安保当会不计成本加以强化，这也是内地特具的“政治优势”发威的必然性使然。 　　换个角度思考并检讨校园凶杀惨案的扎堆发生，媒体的报道立场选择、报道出发点、立足点和试图达到的社会效果等诸多关键项，同样值得人们尤其是媒体掌门人认真思索和检视――其中尤以报道立场最为关键。 　　毫无疑问，上述系列校园凶杀惨案的直接诱因均与社会矛盾的深度积累直接有关，内地各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对社会认同度的不断降低也是诱因之一。但内地部分媒体有失偏颇的报道方式，却在一定程度上对同类惨案呈接力式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教化作用”。 　　福建南平“3?23”残害孩童惨案发生前，尽管同类惨案在内地已不时有所耳闻，但其残暴程度及不够客观的“残缺报道”带来的诱导同类犯罪的社会后果，却远未如“3?23”惨案那般惨烈。事后检索，一个不争的事实得已还原：闻“3?23”惨案突发，部分内地媒体的报道着力点，对地方当局紧急善后，积极救治受伤孩童及安抚受害孩童家长及亲友等事项，选择了一笔带过，对凶犯郑民生在大开杀戒前所遭遇的种种人生不如意则热衷于过度或残缺的挖掘。 　　从满足新闻本源――满足读者和受众知情权的角度，挖掘事件真相并不为过，而且还是媒体的责任所系。但问题在于，郑民生的种种不如意涉及客观原因（社会环境原因）也涉及主观原因（个人原因），当二者被涉世未深的记者不加思考和区分地归咎为就事论事的“不如意”时，报道本身已提前注入了记者们过于浓重的主观色彩，郑民生杀人与“不如意”之间的“一般关联性”就被固化为“绝对关联性”。 　　如此一来，报道所传达给读者和受众的“强烈信息”是，郑民生之残暴不仅事出有因，而且还平添了一份可叹可慨的悲壮色彩……显然，这并非全系记者及媒体之错，它还涉及新闻管理部门对此类恶性事件实施报道管制的思维方式落伍与操作办法的陈旧。这里所言的管理部门既涵盖了案发地区也包括案发地区“上面”，层层皆如此，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尔。 　　恶性事件突发，管理部门立即条件反射，首先试图把负面影响控制于最小，习惯性地采用“捂、掖、藏、限”，若依然压不住，则干脆下达更被动的“通知”直接“封笔封镜封声”。此法虽然简单，但媒体和记者口服心不服，甚至口服也只是表面上“被压服”。久而久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除造成情绪上的对立外，后者更屡屡对前者玩儿“老鼠戏猫”的游戏――往往抢在禁令下达前抢发消息…… 　　如此这般，又造成两个后果：其一、前期报道所披露信息残缺不全，一旦禁令下达，后续报道呈现完整真相的管道已被人为堵死，造成读者和受众的集体性不满。 　　久而久之，即如最终主流官媒经授权而发布的报道相对接近事件真相，读者和受众也普遍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这对于管理部门及整个政府体系非常可怕也非常可悲；其二、媒体可以被迫“禁声”，网络却难以做到。可现状恰恰是，媒体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