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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和平崛起的解读 一、 中国和平崛起的政策性阐释
nbsp; 周恩来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他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主张把“求同存异”作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各种矛盾和分歧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邓小平时期,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并准确把握了时代特征和世界战略形势,并把富含哲学意义的思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28字战略方针定为我国国际战略的总方针。这一战略方针指导我们成功应对了冷战结束、苏东剧变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当人类进人21世纪,我国进入20年战略机遇期的今天,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方针仍然指导着我国的对外工作。2003年11月,郑必坚同志在博鳌亚洲论坛首次提出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同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时隔半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主席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胡锦涛主席说,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2005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又提出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和谐世界”新理念的这些主张,正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这标志着“中国和平崛起”正式成为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表明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有了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发扬。国家领导人的态度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实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表明了中国长期以来以及今后在外交内政关系上的鲜明立场。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中心思想:中国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经贸关系;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在和谐世界中,各国内部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基础之上。这些和平发展的新主张深刻地表达了中国一贯的发展理念和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渴望,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而中国领导人做出这一承诺,中国实施这一和平崛起战略是有中国人内在的民族传统性格做铺垫的,中国的历史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国的国家价值取向有着深厚的和平传统。这是我们选择和平崛起的重要思想基础。
nbsp; 二、 中国和平崛起的民族传统性格分析
nbsp;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按照生产方式的角度,人类传统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表现为大禹治水的农耕文化,二是表现为千帆相竞的航海文化,三是表现为万马奔腾的游牧文化。我国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的是大禹治水的农耕文化传统,塑造了中国人特有的民族传统性格。中国人历来主静,因为中华民族的主体一开始就属于农耕民族,农业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养育了中华民族具有以静为主的性格,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注定造就汉人所追求的是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所必须的安定,这与游牧民族以征服为荣耀的心理大相径庭,也与以商品交换和海外殖民为致富手段的海外民族也判若有别,这就决定了中国人的安分守己、安土重迁的生活状态,厌恶动乱,而不崇尚攻击性和扩张性;中国人历来向善,农耕民族的生存前提是靠天吃饭,年景无常的生活状态况使他们选择以行善的方式感动神灵,求神保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就成为中国人民间崇尚的信条,中国人整体向善,其求真大于求善,而西方人则求真大于求善,这种民族心理使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上就形成了“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交往理念;中国人有容忍的精神品格,诗经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此我们的先辈开始了历经几千年的文明之路,伟大的民族性格逐渐形成,而且还不断发展,丰富,诗经又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及。农耕民族由于自己掌握不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