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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律形态理论研究 　　一、企业法与企业的相关法律形态 　　现代汉语中“企业”一词源自日语。与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常用的基本词汇一样，它是在日本明治维新后，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与制度的过程中翻译而来的汉字词汇，而戊戌变法之后，这些汉字词汇由日语被大量引进现代汉语。据笔者所见资料，1901年《湖北商务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德国人在重庆企业计划:译中外商业新报》的文章。1905年《新民丛报》第3卷也有《论托辣斯之利害:伴于独占的大企业托辣斯之利害》的长文。曾主持《新民丛报》报务的梁启超在1910年发表的《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中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这样写道:“企业二字，乃生计学上一术语，译德文之Unternehmung，法文之Enterprise。英人虽最长于企业，然学问上此观念不甚明了，故无确当之语。”据德国学者迪特·赫尔伯斯特(Dieter Herbst)夷考其实，德文“企业”一词又是来自英语，世界上最早出现企业(enterprise)一词，是在1771年由英国的钟表匠阿尔克莱特(Richard Arkwrigkt，1732-1792)，在曼彻斯特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毛纺织厂时开始使用的。 　　有学者称，企业和企业家主宰世界的历史已经来到。按照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的观点，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一就是“他们没有企业理论”。博尔丁(Jeffrey Ian Bernstein)也认为，企业在古典经济学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实体，与企业相关的问题大多没有被论及。1937年，科斯在其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对企业的诠释，在经济学界被视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观点。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均为资源配置的手段，二者的不同在于: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来调节，而在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则由权威来完成。企业形成的原因，在于其以企业内部的权威取代企业外部的市场价格调节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可以在非市场环境中更高效进行生产。就此而言，企业是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机制;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科斯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于企业加以阐述，并不完全适合于法学的研究。 　　在德国，如同在大陆和英美法系其他国家一样，经济企业组织法存在于商法和公司法，基本规定见诸商法典以及民法典。前者的基本组织概念是“商人”“商业公司”和“商业交易”。“商法典”显著的风格和精神是，首先关注的是单个的交易商，其次为合伙，而有关股份有限公司只是第三位的。企业的概念仅仅偶尔出现。在19世纪初，人们已经可以在德国听到一些稀疏的声音，要求将企业作为相关的法律主体，以取代商人和合伙。1827年路德维希·哈森普夫卢格(Ludwig Hassenpflug，1794-1862)发表的论文即是这样的典型。19世纪60年代，在波恩的商法教授威廉·恩德曼(Wilhelm Endemann，1825-1899)根据其对于实际商业生活更详细的观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想法。该氏将企业作为在商业中的自治主体，但没有指称它为一个法人，从而避免了难以处理的法人理论。虽然恩德曼并不是孤明之见，但他的意见没有占上风，殆以其违背当时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故也。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企业”的概念骎骎获得了在一般语汇和法律术语上的重要意义，成为许多法律的基本概念和对象。许多私法和公法也使用企业这一概念，以替代“商人”和“公司”的概念。在这些法律中，相关的法规首先根据其目的对企业进行定义。但是，企业的法律性质尚未采取分析的维度加以充分确定。企业作为法律概念体现出的是以客观法的可识别的事实状态还是尽可能作为权利载体，尚存在着争论。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企业可以有一个高阶的法律对象的性质，特别是在与企业销售相关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认为尽管这个概念在新的法规作为法律主体的使用，其本身无法将一个单独的法人资格赋予企业。相反，它仍然停留在将商家和贸易公司视为有关的法律主体的水平。企业的概念不外乎是作为等同于在企业背后的商人和贸易公司的一个替代概念。维特赫尔特(Rudolf Wietholter)写道:企业“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是在对象和主体的地位之间来回反弹的。”一些学者尝试将旧的商法的观念适应于工业法，倾向于承认企业是可用的法律概念并从中获得法律后果。托马斯·赖泽尔(Thomas Raiser)教授建议至少从拟议法(delege ferenda)角度赋予企业本身以法律人格。他认为，在某些领域，新的立法经验已经表明，有可能制定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企业法。许多企业法律问题有着共同的基本结构，可以在企业法通则部分予以规定和调整。这些问题有:企业的设立、成员资格、成员的权利义务、公司内部决策的形成、股东大会的错误决议的处理、共同决定权、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