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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夏先民认识国家权力公共属性的思想进程研究 　　说“中国文化特色”的学者普遍没有认识到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最大特色是最先提出“立君为民”思想，最先系统论证“立君为天下”命题，并将其作为政治理论体系的核心命题和理论基础。从商周到明清，具有这种特色的政治理论体系始终居于统治思想和主流学术的地位。因此，“立君为天下”是中国古代理论地位最高、历史价值最大的政治理论命题。 　　一、“民惟邦本”与世界古代文明的“国家伦理”“民惟邦本”命题的提出是华夏先民认识国家权力公共属性的第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华夏先民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一样，很早便发现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法则。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偏爱以论说君主、帝王的方式论说国家问题，因而他们很少使用“邦”“国”“国家”“社稷”“天下”等比较抽象的国家概念，而使用“君”“师”“政长”“天子”“帝王”之类的比较具体的权力者称谓代替这一类概念。他们不仅用“君”论说国家问题及政权问题，而且主要通过论说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认识国家及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的来源、属性、职能和规范，进而论说为君治国之道。“民惟邦本”就是循着这样的认识路径而提出的第一个明确以“邦”这个国家概念论说国家问题的政治命题。 　　二、“立君为民”与中国古典政治学的理论基础“立君为民”命题的提出是华夏先民认识国家权力公共属性的第二座里程碑，标志着华夏先民最先认识到政权(权威)在国家三要素中处于相对较轻的位置，“以民为本”“民重君轻”成为统治思想和主流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公亶父是世界上第一个用清晰明确的语言表述“立君为民”思想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西周先公立国于豳，传世九代，至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励精图治，获得人民的拥戴，奠定了周人崛起的基础。 　　三、“立君为天下”与世界上第一套国家与法的理论 　　“立君为天下”命题的提出是华夏先民认识国家权力公共属性的第三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国家理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奠定了中国古典政治学的理论基础。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会有一个思路日益清晰、内涵日益丰富、表述日益抽象的发展过程。一般说来，表述更为抽象的“立君为天下”命题是由表述比较具体的“立君为民”命题和“立君为社稷”命题发展而来的，而“立君为民”命题则是由“立君以利民”“无民则无君”等一批表述更为具体的命题及相关的思路发展而来的。就基本思路而言，“立君为天下”“立君为社稷”“立君为民”“立君以利民”“无民则无君”等是同义命题或近义命题。在现存文献中，第一个明确论证“立君为社稷”命题的是齐国的晏婴。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齐庄公因淫乱而被杀死，晏婴拒绝依据传统观念以身殉主。他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在晏婴看来，君与臣为社稷而设，君主为私利而死，臣子没有殉死的义务。这种思想可以概括为“立君为社稷”。“社稷”是一种常用的国家概念。“立君为社稷”亦即设立君主旨在为国家和民众谋利益。一些思想家还从道义高于君主的角度论证了君主为了维护国家与民众的利益而设。据《国语·晋语一》记载，晋国的丕郑旗帜鲜明地反对不违君命的传统观念，他说：“吾闻事君者从其义，不阿其惑。惑则误民，民误失德，是弃民也。民之有君，以治义也。义以生利，利以丰民，若之何其民之与处而弃之也?”这就是说，立君是为了维护道义，富裕民生;事君是为了协助治义，以从民欲;君不等于义，事君从命是从其义;君若违背道义，臣下应从义不从君。公众利益高于君主私利的认识进一步揭示了君权的公共权力属性，将道义、国家、社稷和民众摆在优先于君主个人的位置。它发端于批判性思维，又强化了pNxxA规范性思维。“立君为社稷”命题显然是“立君为天下”命题的先导。 　　宋朝以来，讲究“心性之学”的孟轲之学越来越受到皇帝们的推崇，思孟学派和宋明理学的四书之学支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导致讲究修心养性的空谈之风盛行，中华民族的英气受到严重摧残，政治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体修习“四书五经”及其“修齐治平”“民贵君轻”、君子人格、忠孝之道和弟子规范的读书声中，大众精神沉沦了，社会发展停滞了，经济和技术也落后了。如果没有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英气勃发的少数民族相继崛起，就连老祖宗开拓的领土疆域也会大幅度缩减。读史至此，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