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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海南岛市舶考辨 　　一、宋代海南岛有无市舶机构 　　古代受科技水平限制，船舶远洋航行需要停泊补给。海南岛是南海航线上的重要一环，是南海诸国船只进入国际大港广州港进行贸易的前哨站，是一个理想的寄泊地和补给站。 　　南宋人楼钥在《送万耕道帅琼管》中写道：“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径集番禺东。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戚同。”同书卷三十六之《知昭州庄方知琼州》中亦提到“琼管以四州之壤，屹立海中，实与番禺，相为引重。大艑献琛，赖以为归，麾符不轻畀也。尔进由儒科，练达吏事，贰郡宾水，承流昭潭，必能习知南海之俗，往其辑宁蛮蜑，劳抚贾胡，以称朕选侯之意。”可见，海南岛对于广州港的作用是何等重要，以至于朝廷都要慎重考虑由熟悉海外贸易业务的官员出任海南岛琼州府(今海口市)的知州。 　　然而史料关于宋代海南岛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记载并不多。元丰三年(1080)，《广州市舶条》出台，宋廷命令广西以转运使陈倩“兼觉察拘拦”。“觉察拘拦”就是侦探稽查之意。宋时海南岛归广南西路管辖，所以此时海南岛的海外贸易应该是由广西转运司管理。进入南宋，海南岛已经是“贾胡遥集，实为舶政之源”。所以，有官员提议应在海南岛设立市舶机构。乾道九年(1173)七月十二日，朝廷“诏广南路提举市舶司申乞于琼州置主管官指挥更不施行。先是，提举黄良心言，欲创置广南路提举市舶司主管官一员，专一觉察市舶之弊，并催赶回舶抽解，于琼州置司。臣僚言：‘昔贞元中，岭南以舶船多往安南，欲差判官往安南收市，陆贽以谓示贪风于天下，其事遂寝。遣官收市犹不可，况设官以渔利乎!’故有是命。”(职官四四之二九三零，4219)宋朝最终以避免贪污为由不予批准。淳熙三年(1176)，占城请求与海南岛通商。但宋朝称“朝廷加惠外国，各已有市舶司管主交易，海南四郡即无通商条令，仰遵守敕条约束。”(蕃夷四之八四，9820)“无通商条令”就是没有开放市舶贸易的意思。 　　据《诸蕃志》卷下“海南条”：“(琼州)属邑有五：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于舶舟之中分三等，上等为舶，中等为包头，下等名蜑舶，至则津务申州，差官打量丈尺，有经册以格纳税钱，本州官吏兵卒仰此以瞻。”有研究者据“皆有市舶”一词认为宋代海南岛已经于理宗朝初年(1225-1228)之前设立了市舶场务。事实是否如此呢? 　　《宋史·食货志》开篇即云：“篇次离为上下：……其一曰会计，二曰铜铁钱，三曰会子，四曰盐，五曰茶，六曰酒，七曰坑冶，八曰矾，九曰商税，十曰市易，十一曰均输，十二曰互市舶法。或损或益，有系国体;国不以利为利，故列之下篇焉。”由此可见，市舶税是宋朝税种中的单独一种。那么海南岛所谓的“市舶”所收的“格纳税钱”是否为市舶税呢? 　　宋朝的市舶税征收方式称之为“抽解”，即“凡舶至，帅漕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谓之’抽解’，以十分为率，真珠龙脑凡细色抽一分，玳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抽外官市各有差，然后商人得为己物。”可知，抽解是在舶货中以细色和粗色划分按照不同比例抽取实物的一种征税方法。 　　而“格纳税钱”是通过丈量船舶的大小尺寸然后对照图册规定对船舶征收货币税。格纳税钱其实和力胜钱有相似之处。《宋会要辑稿》云：“朝廷于征米之禁，非不切至，而州县每遇米船，则别为名目，谓之收力胜、喝花税。花税者，以无为有;力胜者，计所载之多寡，以税其舟。”力胜钱就是根据船只运载量的多少所征收的一种税。 　　而征收格纳税钱的机构为“津务”。津，就是港口的意思。务，“宋诸县各有税务。……在城者，谓之都税务。”另据日本学者加藤繁的考证，“商税征收的地方，置有务或场，俗称场务。” 　　而商税，就是对各种商品的经营流通征收的税。《文献通考·征榷考一》云：“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豕，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 　　因此，格纳税钱的征收机构为港口税务机关场务而非市舶场务(市舶务和市舶场，如温州市舶务和澉浦市舶场，级别低于市舶司的市舶机构)。格纳税钱是商税的一种，而非市舶税。所以，宋代海南岛并未设立市舶机构。目前笔者所见史料仅有《诸蕃志》有所谓“市舶”记载。这又是何故? 　　冯承钧先生认为，《诸蕃志》“盖汝适所记，非亲历目击之词，或采摭旧文，或寻访贾胡”，其中部分采自《岭外代答》。而《岭外代答》卷三之“航海外夷”条载：“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沿海州郡，类有市舶。”或许赵汝适将“类有市舶”误解为“皆有市舶”。 　　另外，格纳税钱的征收方式简单，操作性强。官吏只需要根据图册上的规定，丈量船舶尺寸，然后征收货币税即可。这比市舶税的征收简单了许多。 　　宋朝外国船舶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