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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诗人奥尔森的历史观 　　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 1910-1970)美国当代著名诗人，1950年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投射诗》C Projective Verse。该文受到了前辈诗人威廉斯的高度赞扬，且被众多志趣相投的同辈诗人奉为圭桌，奥尔森也因此成为投射派(Projective Verse)或黑山派(BlackMountain Verse)诗歌的领军人物。他的代表作《马克西姆斯诗篇》C Maximus Poems)堪与庞德的《诗章》C Cautos)和威廉斯的《佩特森》C Patersou)相媲美。在任何关于美国当代诗学的讨论中，查尔斯·奥尔森的名字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出现在显赫的位置。任何一个想要理解美国后现代主义和二战以来文学作品的人，迟早都要回溯到奥尔森。 　　奥尔森学识渊博，对语言学、考古学、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都广为涉猎，获得了“学者型诗人”②的美誉。他称自己为“早晨的考古学家”CArchaeologist of Morning) }2}20}。早晨是一天的开始，喻指源初。谢尔曼·保罗C ShermanPaul)认为，该称谓最恰当地综合了奥尔森的工作，因为不管是作为诗人，文学传播者，教育家，还是作为“代表性的学者一老师一思想家”，奥尔森“决意要做的都是重新找到源初，新的可能性之源。耐人寻味的是，他在《玛雅信件》C MayauLetters)的结尾处写道:“烦人的是，很难既是诗人又是历史学家。 [3]130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历史学家和诗人的职责进行了区分。他在《诗学》中写道:“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显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和诗歌是相对立的。亚氏的区分只能看作是对历史学和诗歌的较早反思，并非关于历史学和诗歌的关系的权威论点。事实上许多学者对历史学和诗歌的关系作出过近乎相反或完全相反的界定。例如: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诺斯鲁普·弗莱(Northrop Frye)虽然承认历史是神话的对立面，但同时指出:“当一个历史学家的规划到达一种全面综合性时，他的规划就在形式上变成神话，因此接近结构上的诗歌。”[5]167海登·怀特(Havden White)进一步挑战亚里士多德的模式:“我们需要重新修正历史编纂学的叙事模式中通常使用的诗歌与散文之间的区别，认识到同亚里士多德一样古老的历史与诗歌的区别既阐明了历史与诗歌又混淆了这二者。所有的诗歌中都含有历史的因素，每一个世界历史叙事中也都含有诗歌的因素。可见，怀特认为历史与诗歌相互交融，很难严格区分二者。然而，为何奥尔森说很难既是历史学家又是诗人?他对历史有何界定?这一界定与他的诗歌观有何关联?下面我们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寻找并记录这两个过去的法则上，我所做的是在我能看到它们的范围内(而不是西方那枯燥的自修昔底德以来，一直忙于其中的历史或进化的范围内)。这只是因为我在当下找到了它们，我自己的以及你们的。我相信它们是未来令人愉悦的新人类文明的标志奥尔森对历史的界定历史作为一个术语和概念难以定论。其原因可以追溯至最早的历史探寻者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他们同为希腊历史的探寻者以及西方历史编纂传统的奠基者，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观点、思考方式和探寻原则。希罗多德在好奇心和研究精神的驱使下主动地探寻过去;修昔底德则将自己局限于当即或直接可记忆的经验，探究历史事实。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间的对立，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两面性:一方面，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人性的探寻，另一方面历史是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这种两面性代表着历史概念的两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说有多少历史学家就有多少种历史的定义。 　　一般来说，“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发现”)和研究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参照这一观点，我们至少可以说，奥尔森的历史观是非传统的，因为他认为，历史并非这样的实际存在，而是历史研究者自己发现的证据。他说“我所指的历史……是知道，真正地知道。”“真正地知道”，即象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那样，自己去寻找证据:“我愿成为希罗多德(Herodotus)般的历史学家，自己/去寻找证据/为现在所说的一切，奥尔森还指出:只有两类鲜活的过去你自己的(包括你的父母)，另一个……是神话的。 　　奥尔森之所以只承认个人的过去和神话这“两类鲜活的过去”，是因为“他在当下找到了它们”。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把它们比喻成“在我们心中大喊大叫”·埋藏在我们心中的奠基者。从这一比喻我们可以推断，在奥尔森看来，历史已经内化为我们的一部分，通过我们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