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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律修改与法条序号的稳定 　　《立法法》对法条序号的编排有所规定，但对修法增加或废止法条后的法条序号如何处理，没有提及。实践中的基本做法是，在修法增加或废止法条后，对法条序号重新排序。① 这一做法导致法条序号随着法条增减的修法次数增加而愈加频繁变动，其弊端日益凸显，由此形成的修法瑕疵与“建设法治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的要求不相吻合。修法不保持法条序号稳定究竟有何弊端?保持法条序号稳定的原理何在?如何在修法时保持法条序号的稳定?本文将认真回答这些问题。笔者期盼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引起相关机关对此问题的足够重视，完善《立法法》，提升立法技术水平，适应法治中国建设发展的要求。 　　一、法条序号不稳定的弊端：以《公司法》修改为例 　　我国《公司法》自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通过以来，先后于1999年12月、2004年8月、2005年10月、2013年12月分别进行了4次修改。其中，前两次修改不大，也未涉及法条序号的变动;后两次修改都涉及法条序号的变动，2005年10月的修改“新增条文46条，删除条文46条，2013年12月的修改仅删除1条。修改后的公司法条文重新排列，整齐如初，尽管形式美观，便于顺畅阅读，但却带来了诸多较为严重的问题。 　　第一，造成准用规范的法条序号混乱，法律文本形式凸显纰漏。 　　2013年12月《公司法》的修改，仅删除了第29条一条，却对修改后的法条序号全部重新排列，原法律第29条之后的所有法条序号都依次前移了一位数字，原条文第30条改为了第29条，一直到最后一条第219条改为了第218条。由于只是法条序号的变化，法条的文字内容除有修改的14处外，均未变动，尤其是相关准用法条表述文字中的法条序号没有相应修正，导致现行《公司法》中准用性规范与被准用法条序号下的规范不相吻合的混乱现象。例如，现行《公司法》第67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设董事会，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行使职权。董事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但是，在该条规定内容中，所准用的“第四十七条”内容是董事会的召集规则，并不是董事会职权，原公司法第47条关于董事会职权的规定，修改后的现行《公司法》改为了第46条。基于同样原因，准用的“第67条”也出现了同样的错误。因修法变更法条序号导致被准用规范与该规范法条序号不一致以及其他有关引用法条序号瑕疵的混乱现象十分严重，占现行《公司法》中全部准用法条数量的比例高达92.3%以上，其中，还有3处(第67条、第73条、第181条第1款)存在准用性法条本身的序号与被准用规范法条的序号相同的低级错误。 　　第二，造成修改的法律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联系脱节，进而导致修法成本增加，或使法律体系的严谨性减损。 　　法律规范的准用现象，不仅会发生在本法之中，还会发生在相关法律之间。由于修法变动法条序号，就会导致法律之间的规范准用脱节。例如，《证券法》第108条规定，对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的消极资格规定的内容之一是准用《公司法》第147条的规定，但是2013年《公司法》修改后，原第147条规范的内容改为第146条的内容了，这就造成了《证券法》准用的法条序号的公司法规范与现行《公司法》的相应序号脱节。 　　二、保持法条序号稳定的理论依据 　　从本质上看，保持法条序号的稳定，既是法律规范权威性、规范性和稳定性的要求，同时也是法条序号本身属性的要求。 　　(一)法条序号是法条的基本构成元素 　　在世界各国制定的法律中，正如没有法条是不可思议的一样，没有法条的序号也是不可设想的。法条序号是法条表现形式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在狭义上，作为具体法律规范载体的法条，其表现形式的基本结构包括条文和序号。条文以文字表述的方式展示法律规范的内容，是法条的主干。⑨ 序号以数字编码形式表示，置于法条条文前部的代码，可被用以指代法条。尽管在法条形式结构上也可以设置条标(也称标题、条旨)，以助于法条被认知和适用。瑏瑠但是，从原理上看，条标并不是法条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立法实践中也确实有不少未设置法条条标的法律，如《法国民法典》、《西班牙商法典》、《比利时民法典》、《荷兰民法典》、《智利民法典》、《阿根廷民法典》等。相比之下，序号则是法条必不可少的构成元素，在现代立法制度中，所有以条文形式承载法律规范的法条，无一例外都冠以序号。法条序号如同房产的门牌号，是必不可少的。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房产主要关注的是它的形状、结构和用途，不太在意它的门牌号，但是，当房产的主人对外交流时，门牌号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在信件上，它表明了房产的地理位置，在产权证书上，它表明了所有者所拥有的具体对象;在交易中它指代了具体的交易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