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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民合法性审查建议权的实践逻辑 　　法律的合法性命题是当代合法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和实践的张力聚焦于立法者自身的品质。不同于历史合法性的宏大叙事， 规范的合法性理论遵循了基本规范的预设， 并在这种预设的前提下展开合法性的论证和推理。合法性审查是对立法权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法律制度， 在形态上包括积极的合法性审查和消极的合法性审查。积极的合法性审查是指合法性审查主体通过法定程序启动合法性审查程序和废除违法法律规范的行为， 消极的合法性审查是指法律规范制定机关根据其他社会主体的请求启动合法性审查程序和废除违法法律规范的行为， 我国的合法性审查在实践中大多采取了消极的合法性审查。本文以公民合法性审查建议权的局部实践为基本线索， 考察和分析我国公民合法性审查建议权的现状和特点， 揭示规范的合法性机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逻辑，以完善我国公民的权利救济制度。 　　一、公民合法性审查建议权的制度建构和局部态势 　　法治的规范性理论涉及立法、司法和守法理论，并从立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三个方面看待法律的规范性问题。立法理论包括有关合法性的理论，说明在什么条件下，特定的团体和个人有权制定法律，以及立法者本身遵守它们制定的法律。立法者有权力制定法律，也有义务遵守法律，这使得法治的守法理论具有普遍的规范意义，而不仅仅将守法的义务只分配给公民。一旦立法者负有同样的守法义务， 公民对立法者守法义务的监督就产生了新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一)我国公民合法性审查建议权的制度建构 　　合法性审查主体通常是独立于法律规范制定机构的法定机构，是对违法法律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合法律性审查和合规性审查的有权机构。我国公民所享有的合法性审查建议权是公民向合法性审查主体提出修改或废除违法法律规范的主张权和提议权。公民与合法性审查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决定了合法性审查的效果、质量以及公民动态参与立法的程度。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以监督和完善国家机关立法行为为主线的公民合法性审查制度逐渐形成。 　　1.宪法规制下的初创阶段。从国家权力分工原理上讲， 我国国家权力由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方面构成。对国家权力的行使和运作应当在人民的授权和监督下进行。《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公民对国家机关的任何批评和建议意见，不论其表达形式如何，都体现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批评是否定性意见，建议是肯定性意见，在否定性意见基础上形成的立法主张和建议具有公民动态地参与立法过程的性质。《宪法》规定的批评权和建议权各有所指，前者重在对国家机关的缺点、错误等不当或违法行为提出意见， 后者或可在指出国家机关不当或违法行为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改进意见。批评的标准具有弥散性特征， 往往包括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道德行为、职业伦理和合法性标准等方面。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 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逐渐从道德规范、职业伦理走向规范的合法性标准。对于国家机关合法性的批评和建议， 如果涉及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与上位法相抵触或冲突情形， 就可以视为宽泛意义上的合法性审查建议权。 　　2.《立法法》下的设立阶段。公民合法性审查建议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如同其他宪法权利，需要具体落实的法律机制和法律保障。由于缺乏具体解释和制度配套措施，宪法规定的公民合法性审查建议权自设定以来因与各种弥散性的建议相提并论， 缺乏具有实质性法律效果的制度保障。基于对立法权规范行使的考量以及维护宪法法律体系权威的需要，2000年我国首次在《立法法》中明确了公民合法性审查建议权， 在实践中与其他相关法律一起逐步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合法性审查建议制度。 　　3.设立合法性审查机构的强化阶段。随着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正当程序的逐渐完善和发展， 对合法性审查主体的机构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合法性审查主体在法律上是明确的， 但专门化和职业化的要求仍然是必要的。200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办公室， 配备了专职人员， 专门办理法规的合法性审查工作。《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规定：“公民的审查请求由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接收、登记，并进行研究;必要时，报秘书长批准后，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与此同时，国务院法制办设立了法规备案审查的职能部门， 承办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国务院部门规章的备案审查工作，根据审查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或设立了专门的规章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或配备了专门人员承办规章的备案审查工作。 　　(二)公民合法性审查建议权的个案统计和局部态势 　　基于我国公民合法性审查制度的建构和发展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