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过程中的几次法治改革启发.docVIP

苏联亡党亡国过程中的几次法治改革启发 　　自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部署，围绕如何推进法治改革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最近，有些人竟然呼吁通过修改宪法，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等;还有些人呼吁尽快推出《新闻法》，以促进在中国实行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也有些人建议应该通过立法加快国企私有化的步伐等。 　　这一切不禁让我们想起苏联解体过程中的几次法治改革陷阱：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了原来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决定，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苏联军队的最高权力;通过推出《新闻出版法》等推行西方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通过出台《私有化法》等全面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历史为何如此惊人地相似?以史为鉴，我国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怎样做才能够不重蹈苏共的覆辙?这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回答的重大问题。因此，我们要认真总结和反思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法治改革教训，确保我国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一、通过修改宪法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 　　总结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教训，在所谓的改革中放弃党的领导地位被认为是最根本的原因。尤其是党的领导地位的放弃竟然是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通过修改宪法来实现的，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那么，苏联是怎样通过修改宪法取消了原来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地位的决定?又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修改宪法，这样修改宪法又产生了怎样的危害呢? 　　在苏联宪法中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戈尔巴乔夫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位1985 年3 月11 日当选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在其上台之后就匆忙推行经济领域改革，改革失败之后，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又开始推行所谓的政治改革。在所谓的“民主化”、“公开性”大潮中，以辩论会、俱乐部、青年小组等面目出现的各种“非正式组织”从1986 年开始就在苏联不断涌现，并在1987 年底发展到3万多个，到1989 年更是猛增到9 万多个。其中不少“非正式组织”公然推崇西方民主，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并在幕后操纵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和罢课等，而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竟然对此大加赞赏。 　　就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被流放六年之久的“ 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1986 年底回到莫斯科，并很快就开始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并迅速成为了苏联国内所谓“ 民主派”的领袖级人物。在1989 年春举行的全苏人民代表选举中，得知萨哈罗夫落选的消息后，戈尔巴乔夫竟然特别为他增加了一个名额，使其最终当选为人民代表。戈尔巴乔夫的这种做法也引起了国内一些人的质疑，甚至有人怀疑在他和萨哈罗夫之间存在着利益链条。 　　成为人民代表之后的萨哈罗夫，很快就锁定了取消宪法中关于苏共的领导地位的决定这一重要目标。在1989 年5 月25 日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他率先发难，提议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而就是这一条明确规定了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他的提议马上得到叶利钦等所谓“民主派”代表的赞成。但由于大多数代表对萨哈罗夫的提议表示坚决反对，该提议最终未能通过。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但萨哈罗夫并没有死心，他和叶利钦等一些所谓的“民主派”人物联手，继续从多方面努力以早日取消宪法第六条。在1989 年12 月12 日召开的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从而得到了更多代表的支持。 　　面对萨哈罗夫、叶利钦等人的进攻，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表示反对，反而公开进行迎合。1989年11 月26 日，他撰文赞赏西方议会民主，认为苏联应该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1990 年1 月，他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竟然宣称：“我认为实行多党制不会是悲剧”，“我们不应该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他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并迅速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利用。 　　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甚至纵容下，苏共党内外反动势力联手发动了越来越猛烈的进攻。1990 年2 月4 日，所谓“ 民主派”竟然在莫斯科组织了20 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并公然喊出了“ 取消苏共领导地位”、“ 实行多党制”、“ 审判苏共”等口号。一个多月后举行的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在所谓“ 民主派”代表和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的苏共“ 改革派”的共同推动下，大会竟然正式通过了修改宪法的法律--《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将宪法第六条“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修改为“ 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不仅如此，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