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制度目的论研究.docVIP

行政诉讼制度目的论研究 　　一、两岸关于行政诉讼目的论的主流界定 　　研究两岸行政诉讼目的论的基本界定的区分有助于审慎分析大陆方面坚持一元主导目的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同时也能够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梳理目前大陆学者的主流观点，不难发现，大多以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定利益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根本落脚点，对于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则被放置在相对次要的位置。相对而言，台湾地区越来越倾向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界定行政诉讼目的，考虑问题相对更为周全，尤其是给予了社会公共利益更多的关注和更好的维护，此点值得大陆借鉴。 　　( 一) 大陆的行政诉讼主流目的论 　　我国大陆关于行政诉讼目的的规定集中于《行政诉讼法》第1 条。相比于大陆1989 年《行政诉讼法》第1 条，2014 年新《行政诉讼法》第1 条最明显的变化是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修改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由此法条的变化可见大陆对于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作用更加关注，同时新法增加了“解决行政争议”的目的。尽管如此，新《行政诉讼法》颁布和实施后，学者们对于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的意见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当前大陆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诉讼目的的主流理论仍然是“一元主导下的三重目的论”。为此，首先需要理解他们提到的所谓“一元”和“三重”的关系问题。在目的论中，“元”是指“根本、根源”，“一元”是指根源为一; “重”在这里应理解为“层次”，“三重”即“三个层次”。 　　行政诉讼价值体现并贯彻到行政诉讼实践当中，并且影响行政诉讼制度目的论的建构。对行政诉讼制度目的确定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与这些目的相对应的价值依照其在行政诉讼制度中的重要性进行权衡选择的过程，并考虑到这些价值之间存在的冲突性，所以有必要确定多重行政诉讼目的并予以主次之分，以防止对行政诉讼制度目的界定有所偏失。一元主导目的论把监督行政作为保障相对人权利的一种手段，认为前者必将服从和服务于后者，而且手段和目的相互转化，并不排斥监督行政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之一。基于以上两点，在“一元目的主导下的三重目的论”者那里，他们首先考虑行政诉讼制度有三重目的，同时需要考虑到目的的重要性和层次性，需要从这些多重目的中选定一个根本目的，这便是“一元主导论”。持一元主导论的学者认为: “解决行政纠纷是行政诉讼的初级目的或称直接目的，处于行政诉讼的最低位阶; 监督行政是体现行政诉讼本质特征的目的，是终极目的; 而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则是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处于行政诉讼目的最高位阶。”但是对于上述一元主导目的论，笔者并不完全赞同。笔者试图通过比较两岸行政诉讼目的，以及各自诉讼目的指导下的司法实践的异同，分析一元主导目的论的局限性及其可能给大陆行政诉讼制度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二、行政诉讼目的论的实践指向 　　与行政诉讼目的论实践指向直接相关的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和公益诉讼，从两岸关于这三个指向的规定和实践的对比入手可以更加直接具体地来讨论两岸行政诉讼目的论的利弊，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行政诉讼制度目的是以具体诉讼活动为载体而实现的。不能真正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行政争议，如同无水之鱼，获得司法判决尚成问题，更何谈实现行政诉讼制度目的。反之，行政诉讼制度目的为何，又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制度关于这些方面的规定。大陆的一元主导目的论过分重视保障合法权益的主观目的，并将其作为根本目的，实际上会导致把行政诉讼局限于一种主观诉讼。因为行政诉讼制度中的“权益”是一种综合性的法定权益，其权益既涉及私人利益，又涉及公共利益; 既涉及原告利益，也涉及第三人利益，等等。若单纯强调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根本目的，实际上容易导致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狭窄，原告起诉资格受限，因为法院审判由于过分关注回应原告的诉讼请求，往往会造成综合性法定权益的受损。第二，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是行政诉讼中特有的问题，也是行政诉讼立法争议的焦点，其范围大小直接体现了行政诉讼立法者对行政诉讼目的的界定，更决定着对权益的保护和对行政权的监督程度。因此，有必要以受案范围、原告资格和公共利益为切入点，通过比较两岸实践异同、对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程度，来分析大陆的一元主导目的论在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一) 行政诉讼目的与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大小与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限有关，两者是正向关系。根据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 条规定可知，台湾地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采用概括肯定与列举排除相结合的方式，即首先以“公法上的争议都可依本法提起行政诉讼”这样概括的方式确定受案范围，再通过“法律另有规定”排除那些还不宜纳入受案范围的部分案件，如关于宪法适用的争议问题、国家赔偿诉讼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