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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改变了你的社会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 2002年03月01日?12:16 ?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圣凯诺·世纪大讲堂。 在2001年10月1号的时候，有一家报社，约我写一篇文章，叫《你的职业生涯》。当时呢我一想，我呀，工作还不到十年，但是我已经换了三十多个工作，可是我父亲呢，在1949年的10月1号参军，到2001年，整整是半个世纪零两年。所以，想来想去，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因我这个短暂而丰富的人生而欣喜呢，还是因为这种频频变动的天性而羞惭。那个时候呢，我就想，有朝一日我得请一位社会科学家，给我讲一讲人生位置的频频变动，那今天，主持人阿忆就给大家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副所长李培林教授。 李教授呢，现在就静悄悄地坐在了他应该坐的位置上。好，李教授，下面呢，说一说您的学习的履历，哪年上的大学？ 李培林：1977年，我是改革以后第一届大学生。 主持人：上大学之前是农民？工人？ 李培林：应当说是军人吧。 主持人：是军人。1977年，像您一样的军人上大学的多吗？ 李培林：不是太多，大概有很少一部分。 主持人：学的什么？ 李培林：学的哲学，是在山东大学哲学系。 主持人：读四年，是1982年毕业，毕业以后留校了？工作了？ 李培林：没有，毕业以后，因为我们那时候，考取统考的出国留学，后来我又到北京语言学院进修法语。 主持人：到法国去是哪一年呢？ 李培林：1983年。 主持人：读什么呢？ 李培林：社会学。 主持人：改成社会学了。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学者不要张口讲话，因为一张口，就低于你的水平。您是怎么样的呢？像萨特一样，基本在书斋里生活，很少在这样的公众场合发言吗？ 李培林：应当说社会学还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学科，因为是萨特也有很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说，作为学术家要介入生活。 主持人：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也是介入生活的，而且萨特同志还说，“我是富有天命的”。法国读完书以后，回来是什么时候？ 李培林：1988年 主持人：读了四年？ 李培林：对，读了不止四年，我是1983年出去的。 主持人：读了五年？ 李培林：五年。 主持人：回国以后，就在社会学所。 李培林：对，然后一呆就是十几年。所以我这人，是惰性比较大的。 主持人：那咱们马上就归入正题。由您带来一场学术报告，这个学术报告的名字叫“是什么改变了你的社会位置”，有请。 李培林：因为我是想，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追求一种社会的位置，那么这个社会位置呢，应当是有两个含义，一个就是它水平面上的位置。但我今天讲，主要是在一个垂直等级序列里面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会看到，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时候，人们的这个位置，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也就是说，由于种种的条件的限制，一个人是很难改变你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碰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往往最关心的是他在哪一个社会位置，所以我们问，你是在城市里，还是在农村里呢？你是在哪个单位，你的单位是国有的，还是集体的？你的身份是干部，还是工人，然后通过这些信息，我基本上可以确定你的一个社会位置，那么在这种体系当中，我们这种行政的等级序列，基本上是一个本位的序列。也就是说，它是所有的其它序列主要的一个参照系。 所以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就是说人们改变自己的一个位置，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比如说像一个农民的孩子，他要想改变自己的一个位置，那几乎就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当兵，那当兵就是说你还要能够转变士兵的身份，当了干部以后，可能还要当到一定的干部位置，才能够通过，那时候就不叫复员了，叫转业，这样才能获得城市的户口，再一条就是上大学，上完大学以后，你基本上可以按照干部身份来分配。那么除此之外，几乎就是说作为一个农民，他没有其他的途径来完全改变自己的身份。 那么改革以后，我们说，现在呢，基本上是有三大序列，我们叫做分层体系，就是说原来是一元的这种分衡体系，现在成了多样化。也就是说，人们社会升迁的道路呀，变得宽广了、多样化了。你会看到，这个三大序列基本上，一个就是经济的，我们讲，以财富和收入来衡量的，这么一个序列。第二个序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个行政序列，这个行政序列仍然是以组织权利等级来划分的一个序列。那么第三个序列，就是社会声望，以社会声望来衡量的一个序列。 所以不同的人，由于他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那么，大家就不是在一条道上，挤得人仰马翻了。那么你可以去创业，你就是追求的这种事业上的成功，你追求的是收入和财富，那么，你也可以在行政序列上凭着你的努力，然后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另外呢，你还可以，像当演员、当教授，他们是追求一种社会声望的序列，那么这样就是说，道路很宽广了，那么，这时候你会看到，就是人们改变社会位置的这种能力大大地加强，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他凭着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