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2-18页.doc

一、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 2-18页 二、真理和民主18-23页 三、古史祛疑23-41页 四、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41页 五、人文易与民族魂41-51页 六、传统·儒家·伦理异化51-60页 七、道家·隐者·思想异端60-75页 八、船山哲学思想初探75-117页 九、诗化哲学与哲学的诗化——原名“序方任安《诗评中国著名哲学家》”117-121页 十、船山人格美颂——为纪念王船山逝世三百周年作121-125页 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 中国是否曾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如果有，它的历史起点在哪里？经历了什么样的特殊道路？这是“五四”以来人们多次议论过的题目。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探寻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途径，预测中国哲学发展的未来，人们又在重新探讨这个问题，进行着各有会心的历史反思。 有的同志咀嚼中外学者曾有的一种说法而赋予新解，认为中国早就有古代的“儒家民主主义”和“儒家人道主义”，至于近代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潮则始于宋代理学。因为这场儒学的复兴，提出了“消除异化的人性复归”，理学家们讲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即肯定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伦理道德的价值，这表现了民族觉醒和理性精神，是中国哲学史上媲美晚周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种观点，把封建理学视为反封建蒙昧的理性主义，实际是否认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真正的启蒙哲学。因而王夫之、谭嗣同也都属于理学系统，不过是宋明理学的改进和继续，乃至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似乎也只能嫁接在理学这一不朽的根株之上。 有的同志则从相反的另一极出发，认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乃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经历着周期性的农民战争——改朝换代而其基本结构不变，包括理学在内的儒家正统思想的强控制，窒息了一切新思想的萌芽，只是近百多年西方资本主义文朋的全面冲击，中国社会结构的超稳定系统才开始被打破。有同志通过分析世界近代史而论定东方社会注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关系及其精神分泌物，也有些青年慨叹于祖国历史的沉重负担而以黑格尔所说文艺复兴时期的“爆发性的人物”自居。在他们看来，今天为了驱除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主义历史阴影，还得借助于西方近代启蒙者的思想火炬。这种见解，也同样无视中国有过自己的哲学启蒙或文艺复兴，当然也不会去研究中国哲学启蒙的特殊道路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教训。 这种种历史反思，都是在历史地分析国情，引古以筹今，具有严肃的现实意义。普列汉诺夫在其名著《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序文中说：“历史家不应该哭，不应该笑，而应该求得深解。”为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中国启蒙哲学的发展作一番史的回溯和论的探索。 一 思想启蒙，文艺复兴之类的词，可以泛用，但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应有其特定的含义。狭义地说，十四世纪以来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最早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利发展，以及由于十字军东征，关于古希腊罗马文献手稿和艺术珍品的大批发现，促成了意大利等地出现空前的文艺繁荣。好像是古代的复活，实际是近代的思想先驱借助于古代亡灵来赞美新的斗争，为冲决神学网罗而掀起人文主义思潮。“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使得“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又被广义地理解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反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意大利看作“近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典型的国家”，把但丁(1265—1321)看作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是标志“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的“伟大人物”，并肯定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的确，从14—16世纪，从意大利到法国、西班牙、荷兰、英国，涌现了一大批文化英雄、思想巨人。就哲学方面说，被黑格尔赞为“哲学烈士”的意大利的布鲁诺(1548—1600)和梵尼尼(1586—1619)，虽以相同的命运被教会烧死了，但他们却使“理性和所谓天启之间的斗争燃烧起来了，在这个斗争中，天启与理性对立起来，理性独立了”。同时，16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及其所唤起的下层贵族的起义和伟大农民战争，也对中世纪神学统治进行了猛烈冲击。“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重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剖视西欧历史，从整个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思潮中所发现的“重新觉醒的哲学”的启蒙性质。 确定意义的启蒙哲学，应当区别于中世纪的异端思想(那可推源于12、13世纪经院哲学中的唯名论，乃至更早的作为“中世纪革命反对派”的神秘主义异端)，也与西欧以后作为政治革命导言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