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分析.doc

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分析 殷孟波 翁舟杰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610074） 【摘要】近期，与道德风险有关的银行案件频发，警示我们对银行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关注。文章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制度约束、激励机制以及我国的融资体系现状的分析，认为，制度软约束正是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凸显的致命点，激励不足与激励失当加剧了道德风险的凸现，而融资体系失衡所导致的企业对银行信贷融资的高度依赖性无疑更加重了这种局面。 【关键词】道德风险 制度软约束 激励机制缺陷 融资体系失衡 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中流砥柱，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国有商业银行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近期，不少与银行从业人员道德风险有关的银行案件频频引爆，且主要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涉案人员大都为一把手，有支行行长、分行行长甚至总行行长，涉案金额少则几千万多则数十亿，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危及金融安全。这些案件是道德风险的极端形式，警示我们对银行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问题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在于委托—代理关系下，由于制度约束不健全以及约束不力，或者由于约束条件的订立与实施费用太高，导致代理人在行为选择上偏离了委托人的目标，从而产生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对道德风险的研究，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对道德风险有了明确的阐述。正是由于内控制度的落实不到位，特别是对银行高管人员的软约束，更加助长了银行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 3、内部人控制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产权虚置、所有者缺位，很容易导致银行高管人员利用产权上的弱控制而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同时，国有商业银行采用的行长负责制，使分支行主要负责人拥有很大权力，主要有人事权、资源支配权、及借助人事权衍生出的对主要业务（尤其是信贷业务）产生影响的变相权力，上述权力的不正当使用或滥用会导致严重的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银行高管案件涉案人员大都为一把手，且常有几名银行内部的同伙，正是分支行“内部人”控制的真实写照（蒋超良，2005）。在“内部人”控制的格局下，严密的规章制度可能会变得名存实亡，完善的内控制度可能会成为一种摆设，加剧公司治理结构的扭曲和高级管理人员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导致资源的损失，为道德风险的凸现打开方便之门。 4、外部人控制问题 在此，外部人控制是指政府和监管者利用直接或间接的行政权力影响国有商业银行管理层做出不一定符合经营原则的决策的现象。在我国当前的转轨经济中，国有商业银行经常被要求实现双重目标：一方面，承担着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的使命，要求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另一方面，又要求其自觉地作为国家推行经济政策的工具，其任务可以涵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政策乃至扩大就业、实现社会保障等。由此可见，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所有者的政府及监管者，其目标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的，另外，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是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官员”，其效用函数中包含着很大的行政激励变量的权重，这使得政府和监管者很容易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管理层的影响，使不一定符合经营原则的决策得以顺利实施，外部人控制问题由此变得严重。在这种局面下，国有商业银行被迫承担了较多的“政治任务”，大量呆坏账及亏损的责任也就变得难以划分，由于政府和监管者显然不受金融监管的制约，因此尽可以把责任转嫁给它们，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成为不良贷款的借口也就在所难免，从而为部分道德风险的后果找到了开脱的渠道。 通过对以上约束条件的分析，我们发现，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着产权虚置、所有者缺位、内控制度落实不力、内部人控制和外部人控制问题严重等原因，使得银行经营者的权力难以受到有效制约，责任难以有效划分与追究，制度对权力的软约束最终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膨胀。 二、激励机制缺陷与道德风险 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必须给予代理人适当和充分的激励，才能避免具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促使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保持基本一致，降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远没有建立起清晰、合理、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存在激励不足、激励失当等制度性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不合理的收入制度 收入制度是通过对经营者的报酬安排来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其行为的制度安排，国有商业银行的个人收入和业绩联系很不密切，收入水平基本上是事前确定，与业绩水平的相关程度很弱，存在着较大的激励不足问题。很难想象，一个打理上万亿元资产的银行高管，每月只领取数千元的报酬，仅此就可能导致其行为方式产生严重扭曲。在这种局面下，银行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管人员唯有用“讲政治”来自我激励，无疑这种激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当这种“政治安慰”式的平衡打破时，极易利用手中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