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与文经学典研究.docVIP

“文化研究”与经典文学研究 王 宁 《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 第5期 在当今的西方学术理论界和批评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被当作围绕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展开的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理·伊格尔顿的话来概括，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问题，“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文化主义加大了有关人类生活所建构和破译并属于习俗的东西的重要性，与其相对的则是人类作为天生就追求物欲的动物所共有的东西……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在我们这里——属于先进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但现在似乎却日益进口到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崛起的’社会。”确实，正如伊格尔顿所断言的那样，文化研究已开始对中国的学术界和理论批评界产生诱惑了。一些关心文化问题的文学批评家出于对形式主义的专注文本的细读式批评颇感腻烦而诉求于文化批评，试图开辟超越传统文学批评的新路子；另有一些人则无法在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里迈出新的步伐，因此他们把目光转向一向被排斥在经典文学之外的通俗文学和大众传媒，试图以此对经典文学的权威性和主导性进行解构。在比较文学界，文化研究更是以其巨大的冲击力令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感到不安，他们担心，或许有一天作为一个学科的比较文学将淹没在文化研究的汪洋大海之中，而另一些对探讨文化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则试图借文化研究的冲击波来扩大日益萎缩的比较文学领域。总之，文化研究对传统的经典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产生的影响是无法阻挡的。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文化研究与经典文学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一番考察和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经典文学研究面临的诸多挑战 面对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经典文学研究的领地逐渐萎缩，这无疑是一个不争之事实，但是问题是这二者是否果真就构成了一对难以消解的二元对立，还是其中有着某种复杂的内在张力?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什么是经典(canon)，经典应当包括哪些作品，经典是如何形成的，同时在遇到挑战后又作了哪些调整，然后我们才能探讨经典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 在当今西方理论争鸣中竭力维护经典的精英地位的学者大概当推哈罗尔德·布鲁姆，他在出版于1994年的宏篇巨著《西方的经典》中站在传统派的立场表达了对当前颇为风行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极大不满，他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作了新的调整，为其固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进行了辩护，照他的解释，“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并忘记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那么经典就会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等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认同。”显然，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组成的，这样经典也就“成了在那些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竞争的作品中所作的一个选择，不管你把这种选择解释为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批评传统做出的，还是象我认为的那样，由那些感到自己也受到特定的前辈作家选择的后来者做出的。”因而写下这些经典作品的作家也就被称为经典作家，对此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长期以来西方文学理论界所争论的问题是经典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内容应当由哪些人根据哪些标准来确定。毫无疑问，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普通读者，决定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主要有这三种人：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拥有市场机制的读者大众，其中前两类人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一种人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有时也能对前两种人做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由此可见，在经典构成的背后有着权力的运作机制。而20世纪西方文学学术研究和批评的历史演变正是体现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 纵观20世纪西方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直到本世纪中叶，文学理论界都一直是形式主义批评占主导地位，形式主义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韦勒克语)：无论是英美新批评派的以单个文本为中沦的细读式批评，还是结构主义的探讨诸文学作品之内在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都未能摆脱“语言的囚笼”(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詹姆逊语)的桎梏。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一历史批评，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从外部对其产生过一些冲击，但面对强大的形式主义的崇尚经典文学的研究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束手无策。倒是一些批评流派和理论家(如F·R·利维斯，诺思洛普·弗莱，米哈伊尔·巴赫金等)从文学的形式分析入手，引入了文学以外的文化分析因素，从而拓展了文学经典的范围和领域，把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下来考察，达到了文化批评的高度。他们的大胆尝试，连同另一些时代的、社会的甚至读者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对经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