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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理一分殊”说看朱熹易学观 王 广( （山东经济学院 马列部，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朱熹在“理一分殊”理念指导下，从不同向度将《周易》一书分别判定为“不是教人底书”、“只消道‘阴阳’二字括尽”以及“本卜筮之书”三种情形，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易学观；并由此出发，对北宋易学进行了一定程度地综合创新，提升了周敦颐《太极图说》和邵雍先天象数学在易学研究中的地位。 关键词：朱熹；理一分殊；易学观 朱熹作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和易学家，以一种恢宏的气度、宽广的胸怀，对周敦颐、二程、邵雍等诸子的易学思想作了较为全面地研究，并进行了一定程度地综合创新。在综合创新北宋易学的过程中，朱熹对《周易》一书作了不同于前贤的判定，这些判定彰显了其独特的易学观。他之所以能够完成对北宋易学的综合创新工作，“理一分殊”理念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更好理解朱熹易学观，对其在易学研究过程中贯彻“理一分殊”理念之情形作一探究，大有必要。 一、《易》非教人底书 “理一分殊”是说终极道理只有一个，但终极道理的展现方式却多种多样。朱熹曾经用“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说明这一道理。其中，天上的月亮代表“理一”，天上的月亮在万川中因万川的不同情势所具有的不同展现形式称为“分殊”。虽然万川中的月亮情态多样，但它们所展现的内容都是同一个月亮。这一理念呈现了一种即超越即内在关系，天上的月亮既具有超越性，是万川中的月亮的最终决定者；也具有内在性，需要在万千川月之中展现自身。朱熹在对《周易》一书的判定上，就明确贯彻了这一理念。 在历代儒者心目中，《周易》是儒门一部重要典籍。所以对该典籍的判定，自然同儒学自身定位有着密切关联。理学五子之一程颐曾将当时学者划分为三种类型：“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第95页)[1]在他看来，孟子之后儒门充斥着“文士”和“讲师”，而鲜于“知道者”。他的这一划分赋予了儒学一种新气象，即“知道”。无独有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也接受了这一“惟知道者乃儒学”的理念，指出：“所谓学者有三：词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第1401页）[2]其终生都把“通道”作为研读儒家学问的目标。 同宋代以来所兴起的儒学被定位于“知道”、“通道”之学的理念相应，《周易》这部儒门重要经典也具有了新的定位。程颐指出：“易是个甚，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第31页）[1]显然，在他看来，《周易》之所以为《周易》在于其所内蕴的主宰、规约宇宙社会人生的“道”，由是仅仅把《周易》作为一部书，以考据、训诂的方式研读之是不足够的，只有揭示出其所内蕴的主宰、规范宇宙社会人生的“道”才算真正研读《周易》。虽然朱熹同程颐一样，也反对仅仅以囿于训诂、考据解读《周易》的方式，注重开显该典籍蕴涵的《易》之道。但在将儒学构建为“通道”之学的过程中，朱熹并不太看好《周易》一书，他说：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第1658页）[3] 在朱熹看来，《周易》“不是教人底书”。何以“不是教人底书”？按照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的说法，中国学问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第19页）[4]作为中国文化主导的儒学自然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借用《论语》的话说，这门学问是一种“为己”之学，其主要用心即系于调节、运转和安顿我们自身之生命上。从这一角度出发，透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四部重要典籍，能够更容易更直接地与圣人生命智慧相照面，用理学家的话说，就是可以更容易更直接地观圣人之“气象”。故而，朱熹有言：“《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第428页）[3]这里朱熹所说的“工夫”是指研读经典的工夫，“得效”是指调节、运转和安顿生命的成效。相对于“四书”，“六经”在调节、运转和安顿生命上都是用工多、收效少的典籍，都不是最好“教人底书”。何况“六经”中尤为难读的《周易》一书呢？朱熹曾慨言：“读《易》亦佳，但经书难读，而此书为尤难。”（第1946页）[2] 再加上《周易》所揭示的“自是别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后文所要论及的朱熹所力主的“易本卜筮之书”（第1622页）[3]的著名思想。既然按照朱熹的说法，《周易》本是一部卜筮之书，那么其就不能简易直接地充当调节、运转和安顿人之生命的角色，从而它不能像“四书”那样直接彰显“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故朱熹一再表示：“某不敢教人看《易》，为这物阔大，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