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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冤案及其评判 ——以杨乃武案为视角 摘要：时光荏苒，作为唯一仍然延续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的审判制度在其发展史上取得了独一无二的成就，但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限制，难免存在一些冤假错案，其中杨乃武案在当时社会就造成了十分轰动的影响。本文从杨乃武案出发，主要探讨仅凭口供定案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今社会实际，为刑法定罪量刑提出更好的建议。 关键词：杨乃武案 口供定罪 证据规则 一、杨乃武案件简介 在清同治十二年十月，浙江省余杭县余杭镇发生一起命案，豆腐店伙计葛品连暴病身亡。知县刘锡彤怀疑本县举人杨乃武诱奸葛品连之妻毕秀姑，毒毙葛品连，对杨乃武与毕秀姑重刑逼供，断结为“谋夫夺妇”罪，上报杭州府衙和浙江省署。杭州府与浙江省也照原拟断结，上报刑部。后经杨乃武之姐杨淑英二次京控，惊动朝廷中一批主持正义的官员，联名上诉。朝廷下旨，由刑部开棺验尸，才真相大白，冤案昭雪。本案本已“铁证如山”，在县审、府审、省审、刑部复审，均人证、物证确凿。在此期间，杨乃武双腿夹断，小白菜十指夹断，当事人在刑部复审上也不再异议。且本案受害人（小白菜之夫）死亡已久，关键证人（钱宝生）病故，上告人杨淑英（杨乃武之姐）被都察院押送回浙，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推翻原判的直接证据，因此维持原判，就此结案。但是在朝廷一班正直之士的干预、社会清流的鸣喊、浙徽商人的襄助、舆论的压力以及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无数次的审讯、复审、用刑、会审之后，历时三年四个月，终于沉冤昭雪。这是晚清时代司法夕阳下的一抹亮色，在当时引起了广大法律人士关于“仅凭口供定案”正当性的思考，并对刑事审判中定罪证据有了新的认识和发展。 证据制度在我国发展进程 在杨乃武中，就因为屈打成招，导致杨乃武口供成为他们定罪的关键因素，在当时可谓铁罪成山，此案沉冤昭雪后，不少法律人士关于口供在整个案件中的重要性有了质疑并提出很多关于证据方面的思考。纵观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证据随社会的漫长发展,证据制度亦相应发展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神示证据制度。主要存在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前期,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又与控诉式诉讼制度相适用,“神示”成为人类历史最早的原始证据制度。主要有灼铁法、沸汤法、决斗法、抽签法、卜筮法等方法进行裁判，也就是以神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第二阶段,法定证据制度。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这与当时的纠问式诉讼制度相适用,法定证据制度成为比较通行的证据制度。主要特征是,由法律预先机械规定证据的采集、证据的可靠性和证明力等各项形式规则,不需分析判断证据本身的真实情况如何。只需按法律规定的各种证据可靠性的百分比,机械计算就行。证据被分为完全的、不完全的、不太完全的、多半完全的等几类。几个不完全的证据相加,可以构成一个完全的证据。被告人的供述,不管是自动供述,还是刑讯逼供,只要是亲口供述。就可以采用。我国封建社会诉讼的主要方式是主审裁断,辅之以刑讯逼供的口供至上法定证据制度。刑讯逼供的条件、程序、工具等都由法律规定,刑讯工具通常是法定规格的“杖”。法定证据制度对证据的形式要求比较周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主审的专横武断,比神示证据制度进了一大步。但是,这种客观公正的虚象,使得有罪推定、屈打成招的恐怖手段普遍地合法化。杨乃武便是此种制度下的受害者。第三阶段,自由心证证据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没有采用法定证据制度。而是倾向于自由心证制度。法律不预先机械规定证据的采集、证据的可靠性和证明力等标准,由裁判者根据案件审判情况,结合法律素养、法庭经验和心理良知,通过内心确信去自由判断、查明事实。但是,这种自由心证不是随心所欲,而是采纳现代理论研究成果和WTO的现代法治与正当程序观念,规定了比较完善和比较严格的规则作为保障。 我国的证据规则体系尚未形成 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证据规则的体系远未形成。按照法理，证据规则由取证、采证、查汇、认证等规则组成。但由于诉讼性质差异，不同诉讼之间而略有不同。刑事、民事、行政证据规则由于当事人地位，诉讼过程不同而各有其特点。但无论如何，赋予各类证据规则以体系化的特征是勿庸置疑的。在我国，各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规定太少，无专门证据立法对证据规则加以科学的规范。我国两高院的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虽然也确定了一些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佳证据规则，证人当庭作证规则等。但由于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一般是针对具体个案所作出，缺乏统一，规范 的体系。同时各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跨度较大，缺乏合理的协调，也没有形成体系化。此外，尚有许多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我国尚未确定，如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举证时限规则等等。这些重要的证据规则都是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