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海外天津作家笔下的“战争与和平”.docVIP

三位海外天津作家笔下的“战争与和平” 　　已成为历史的20世纪，是中华民族变动最频繁的一个时代，是我们国家摆脱积贫积弱、逐渐走向独立的时代。回望起来，令人神思怅惘。然而，极具戏剧性的时代，看起来惊心动魄，身处其中的人，往往是不会愉快的。他们没有洞中七日世上千年的神技，唯有用血肉之躯在这坎坷的世途上踽踽而行。战火纷飞的年代，流亡漂泊的日子里，这颠沛流离的生活，塑造出了怎样的生命形态。海外天津作家，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组生动鲜活的切片。 　　张秀亚：用艺术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 　　1919年，张秀亚出生于河北沧县。幼年时曾随父宦游河北邯郸，后举家迁入天津。张秀亚是一个早慧的作家。小学时，她曾多次在各大报纸的儿童周刊上发表习作，信心萌生，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20世纪30年代，张秀亚考入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北方女子学府――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女作家罗兰、王怡之为同窗好友。基于投稿的缘故，张秀亚受到凌叔华、沈从文、萧乾等文学前辈的赞赏与扶持，她以“陈蓝”“张亚蓝”为笔名，频频在《益世报》《大公报》《武汉日报》等名报副刊上亮相，未满18岁就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在大龙河畔》，赢得了“北方最年轻作家”的美誉。此外，她还编辑过进步文学团体海风诗歌小品社的社刊《海风》、辅仁大学的校刊《辅仁文苑》。1943年，因不堪北平沦陷区日伪压迫，她千里迢迢间关入蜀，接任重庆《益世报》社论委员和《语林》副刊编辑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张秀亚返回母校北京辅仁大学任职。直到1948年，为了摆脱婚变的阴影，与儿女搭船远去台湾。 　　迁台后的张秀亚，为了独立抚育儿女，自嘲整日忙碌于三台（灶台、讲台、桌台）之间。她是一个勤奋高产的作家，小说、散文、诗歌、翻译齐头并进。台湾图书馆曾专门为岛内杰出的作家编纂总集，张秀亚不仅入选，且其全集达15卷之多。在长达约七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她持之以恒地不断探索，曾获得（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首届散文奖、中山文艺奖首届散文奖等多种奖项，被诗人痖弦誉为“台湾妇女写作的燃灯人”。 　　张秀亚曾是京派文学的追随者。作品集《在大龙河畔》，笔触细腻入微，从中可以发现作家关注社会底层的现实主义印记。然而，去台之后，张秀亚被迫改变了她的写作方向。50年代，国民党当局溃退台湾以后，蒋介石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在文艺宣传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局面：一方面是运用各种行政手段如积极设立“中华文艺奖”，成立各式作家协会，将作家网罗到政府体制中来以便于监控；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出版审查、言论控制等机制，用高压手段严禁刊发一切具有反抗色彩的文学作品，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文学，而代之以“反共文艺”“战斗文学”等官方意识形态。受时代大潮的影响，去台后的第一本散文集《三色堇》中，张秀亚亦曾创作了一篇寓言式的散文《燕子》。叙述流于概念化，空洞夸张，是典型的反共文学的笔法。不过，张秀亚并非一个大张旗鼓的文学斗士，当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与审美功能失衡时，作家的艺术直觉使她很快偏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在边缘状态中低调而又坚定地追随着文学本身。 　　有的题材不可写，有的题材又不想写，夹缝之中，她将目光投向了琐碎的日常生活。也许是源于自身婚姻生活的失败，张秀亚的小说，偏爱通过宏阔冷静的观察视角，深入思考现代女性的命运；通过观察婚姻中男女的微妙心理，探索幽微缥缈的人性。她的散文，则多是心情的忠实记录。早期偏向情感抒发时，往往着笔于身边人事，却能将炽热的情感沉淀下来，简净的文字中潜藏着“国破家亡”的悲哀；后来，面对大自然时，则喜用澄明的心境铸炼无所沾滞的文字，颇得古人无我之境的妙趣。她的散文集《北窗下》剪裁大自然的美景，幻化为文字的盛宴，题材原本平淡无奇，但再版达到23次之多，张秀亚并因此获得中山文艺奖的首届散文奖，其文字魅力可见一斑。 　　张秀亚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宗教信仰给予了她很多精神力量，她反过来又将这股信念沉潜到了文章的字里行间，在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了不平凡之处。比如她描写鹤顶红：“像鹤顶红这一类的花草，是特别喜欢阴暗与潮湿的所在的，好像有一些人宁愿在陋巷、岩穴之内，寂寞艰苦之中，给生命加一最完美的注释。他们摒弃了逸乐，而寻求辛苦，因为他们深知逸乐离着死亡最近，而艰苦则有助于生命的成长。”（《鹤顶红》）谦逊、忍耐、精进等宗教品格提升了她的散文境界，使其弥漫着一股强韧的精神底蕴。它并非呈现为排山倒海式的阳刚之力，很多时候，倒让人想起水滴石穿、草长石裂的柔韧与持久。 　　炮火连天中，张秀亚领略了“国破家亡人散”的三重悲哀，痛苦侵蚀了她的身体健康，她转而利用它来滋养文学生命。她的作品，是生命缺口处流出的诗；她的写作技艺修炼得炉火纯青，其秘诀也许正如她经常提及的印度奈都夫人的名言，是“用艺术的悲哀征服了生命的悲哀”。 　　罗兰：随遇而安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