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杭诗群简论.docVIP

上杭诗群简论 　　在2016新年到来时，很正式地提出“上杭诗群”这一概念，可谓正当其时，实乃水到渠成的一个命名。 　　回想起来，这30年，或者说远一些，这50年，在闽西文坛，文学概念的提出与文学命名的完成并不多见，影响广泛又深远持续至今的“红土地?蓝海洋笔会”，前后26年，已办了16届，仅在活动与讲述中涉及“红土地?蓝海洋”文学现象，从未正式提出相关概念，更未给予命名。记忆中，真正的文学命名似乎只有我于1999年提出的“连城文学现象”和于2011年提出的“上杭文学现象”。而文学群体的正式命名似乎只有20世纪70年代在闽西三县（上杭武平永定）自然形成的、于八九十年代我提出的“厦门知青作家群”，这个概念至今还在沿用。2015年，省里提出闽派诗歌这个概念，《福建文学》举办“福建诗群巡展”，各市（含区）的诗人以群体名义，其诗作在“巡展”亮相，该刊第12期推出“闽西诗群作品选”，“闽西诗群”这一概念似首次见诸报刊，但命名不符合现状，仅为该刊运作“福建诗群巡展”的整体性服务，闽西诗人尚未集结，“闽西诗群”自然有名无实。不过，作为闽西文坛的一个不大也不小的事件，值得一记，将来它应被写入闽西文学史特别是闽西诗歌史。也就在《福建文学》的这个诗辑里，极具意味的是被推出的闽西诗人25位，而上杭诗人竟有16位，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读了这一期的《福建文学》的这个诗辑，我立即想到“上杭诗群”这一概念。凭感觉，我以为上杭诗人的诗歌写作迎来最好的时期。这并非我个人的臆想，而是在对闽西与上杭的文学以及诗歌的历史与现状的广度与深度的了解、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 　　事实也是如此。 　　这几年，上杭诗坛呈现前所未有的生机与繁荣，如此好局面非一夜爆热。我以为其经由四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的播种期，80年代的萌发期，90年代的成长期，新世纪的收获期。 　　整个70年代，闽西诗歌写作是闽省最活跃的，而上杭是闽西最活跃的。厦门知青作家群的多数诗人都在上杭插队，杭川城乡诗风大盛。这个时期，厦门知青的诗歌写作可分为两个层面来叙述：其一是所谓社会性，其二是所谓民间性。那时，发表诗歌的文艺园地，省里有《福建文艺》（即《福建文学》，先双月刊，后改月刊）和《福建日报》文艺副刊《武夷山下》，龙岩地区有《龙岩文艺》以及后来改刊的《闽西文艺》（后又改《闽西文丛》），上杭县有《上杭文艺》，厦门市有《厦门文艺》（即今《厦门文学》），地市一级的刊物皆为内刊。这一时期，这些公开或内部的报刊发表了10多位插队上杭的厦门知青诗人的近百首诗作，陈志铭则是那时候的福建明星诗人。197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闽省“文革”时期少有的知青题材诗集《闽山朝霞红》，收入全省诗人诗作40首，陈志铭10首，占了全诗集作品的四分之一，一时间在全省产生很大反响。多位插队上杭的厦门知青诗人也有突出表现，仅以《福建文艺》为例：朱家麟是闽西第一个在该刊发表诗作的，而后，他在该刊又多次发表诗作；刘瑞光在该刊一炮打响，其组诗《山乡纪事》为当时的上乘之作，“咕辘辘，白云飞进锅里来”，成为当时的名句，流传至今；林祁是最早在该刊发表诗作的年轻女诗人之一；而我是在该刊发表诗作数量最多的作者，仅1979年，我就在该刊的1月号、3月号、8月号、12月号连续发表诗作。《上杭文艺》也办得很红火，除了陈志铭、朱家麟、刘瑞光、林祁、谢春池之外，谢益美、王伟伟等知青诗人也在该刊发表诗作。《厦门文艺》是那个时候办得最好的地市级文艺内刊，林培堂、舒婷则在该刊发表一批诗歌。这一批诗歌及其发表是那个时期的主流，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性。不可讳言的是这些作品缺乏文学性，充满政治性，是意识形态的工具，极“左”的产物。就个人而言，我的那些诗作绝大多数是垃圾，其唯一用处就是可供批判“文革”之用。虽然这样，在那个“革文化之命”的浩劫年代，知青诗人的这些诗歌，由于还略带微含极少量的诗歌元素，更由于它的分行押韵之形式的某些美感，因而其假大空的内容与题旨被读者剥离之后，留下文体的意象，让人们有若干的回味。 　　知青诗人并不只写出大量可以发表的非常“革命”的诗歌，他们更写出大量不能发表的“非革命”的诗歌，就是所谓的“地下文学”的“地下诗歌”，这已是世人皆知的一段中国文学史。仅以我个人为例，我就写过多首没有一个政治词汇的爱情诗，而陈志铭等厦门知青诗人更写出不少这样的作品，其中，舒婷最与众不同，她插队上杭时，就显露出色的诗歌才华与人性力量，其70年代初期的多首诗歌，在厦门知青群体以及社会上暗地里流传，体现了永不过时的生机勃勃的民间性。其真善美带来希望与力量，振奋激励并滋润了无数人。 　　如果说，突出社会性的会过时的那些公开发表的诗歌，在杭川这片缺乏新诗歌的土壤之上，密集地播撒诗歌文体不饱满的种子，那么，那些广泛流传为千万读者喜欢的民间诗歌，则在杭川这片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