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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抗战前期重庆农民的离村原因 　　摘要：农村是农民生存发展的场所，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尤其是重庆地区，部分农民出现脱离土地，离开农村，走向四方的现象。在传统自然经济的影响下，农民在没有的强大刺激之下，不会出现大量的离村的现象的。探究近代重庆的农民离村问题，能够更好了解近代重庆社会结构的发展变迁。本文主要针对近代川渝地区农民离村的原因及影响展开探究。 　　关键词：破产；赋税压迫；军阀混战；天灾 　　千百年来，农民一直被统治者们视为最稳定的统治对象，束缚在土地之上，稳定税收，极少反抗。农民依靠土地基本能够自给自足，重土难迁，进入民国之后，出现大量农民脱土离村的现象，尤其在抗战前期的重庆，重庆出现大片农民离村现象。归结重庆抗战前离村的原因主要是农村经济的破产和近代城市文明发展。 　　一、农村经济的破产。 　　进入近代，重庆的农村经济在天灾人祸面前不堪重负，内外力的联合打击之下，脆弱的传统农村经济很快走向崩溃，究其从以下方面可以选找出崩溃原因。 　　其一，军阀混战下的沉重赋税。重庆传统的土地政策的禁锢对农民影响甚大，经历清末的赋税负担后，在民国时期重庆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统治者采取多种压榨手段，想方设法在农民身上搜刮财富。重庆地区主要赋税形式分为两种，田赋预征和田赋附加。据统计：从巴县民初每两正银一元六角，副税十三元八角，地方随粮附加一元八角，岂止到民国二十四年，地方附加税竟高达六十六元五角为民初的随粮附加的三十七倍[1]。这只是巴县的一个实例，在不同的军阀统治时期地方附加税以不同的形式，田粮附加税是军阀苛敛人民的手段之一。不同的军阀针对需要的不同会想方设法从百姓手中拿钱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据《四川田赋负担之研究》资料：民国二十三年的巴县、江北、潼南、华阳、灌县、彭县、盐亭等十三县统计田赋附加税约有二十六种，有学费车、自治费、车马费、司法费、县志费、剿赤费等等，有的地方甚至多达三十几种[2]。不仅仅是田赋附加费，还有田赋预征的税收，不同的军阀实行不同的预征年限有的是三年、五年、十年、甚至预征到了建国后的现代，军阀混战，防区林立，百姓的赋役变化无常，层层加重。军阀征收苛捐杂税的手段非常残暴。军阀的军阀、驻军对于少交、拖、欠税款的农民采取，抄、打、押。农民被整得致伤、致残、致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到处都是。这种局面之下，部分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荒谋生。军阀的横征暴敛，使一些地方倾家荡产者，已居十室九空。长寿县农民四十余万人中，有二十余万人无法继续从事耕种。1934年合川六十余万人中，生活无着落者达四十余万人[3]。以上所举例证，数不胜数，土地政策下沉重赋税是农民离村的主因之一。 　　其二，农村人口不断变化。据统计仅长寿一地为例：逃亡重庆的农民1933年为1505人，1934年为1698人，1935年为2177人。1923年荣县农民为368156，到了1933年238508，仅仅十年减少了接近三分之一，而这些农民几乎全部成为了难民，四处逃难，以求生存[4]当时合川、綦江、江北等离村逃亡重庆的农民也不少。重庆的农村人口逃亡数逐年增加，农村的人口不断减少，逃向重庆市区人口数量急剧膨胀。农村人口的迅速减少导致农村大片的肥沃田地荒废。黔江忠县风度荒田十之三四，周边州县十之五六有之[5]。在军阀统治的大背景下，农村一片荒凉的景象，农村经济崩溃。 　　其三、天灾时常发生。近代的农村经济极其脆弱，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民国时期的重庆灾荒频繁、战乱四起。以灾荒论，水、旱、虫、风、雪、霜、雷、地震等自然灾害，轮番摧残脆弱的农村经济。每逢灾荒，农民自动集结，形成离村难民潮。据粗略统计，重庆民国时期，凡水旱螟蝗、风雹震疫等等各类天灾等不但次数多，而且灾情重，诸如“赤地千里”、“平地汪洋”、“连年旱蝗，荡无农收”、“疫疠流行，死伤大半”、“人相食”等等令人触目惊心的可怕字眼在史书中屡见不鲜[6]。因此，天灾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农民四处流亡的强劲推力。而且众所周知，近代的生产技术是相当落后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体制也是极不完善的，分散经营，势单力薄的农民在以上天灾的袭击下往往陷入家破人亡的绝境。吕平登在《四川农村经济》记载：在四川全省152个县中，发生最多得就是水旱火灾等。受灾轻之粮食减产，重责禾苗直接枯竭，当年绝收。在当时的重庆农村，农民生活状况凄惨，啃树皮、挖野菜充饥。在包括重庆的四川各地，以针线将幼女之上下唇紧缝，以致毙命者有之；引抱幼孩，沿街求卖（三两吊钱一个）者有之；或尸旁哭子，或坟头哭夫者有之；全家服毒自尽或跳崖自杀者有之。甚至在北川等地，盗食死尸之事，时有所闻，杀人卖肉，殆已成风。大规模的吃人现象时有出现，人头星罗，尸骨狼藉[7]。重庆地区自然灾害引起的现象惨不忍睹，数不胜数，天灾的频繁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