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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责任与救济 ——以宪法责任与救济为例 乔宇娟* 一、“公法责任”释义 （一）公法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迄今为止，“法律责任”尚缺乏一个为学界所普遍认同的统一定义。而就本文的讨论而言，陷入法理学界的概念争论事实上大可不必。根据国内一部较为权威的法理学教科书的看法，“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故而，行为人因其作为或不作为触犯了法律规定或违反了合同约定而自然地导致法律责任的承担。换言之，法律责任既可能由作为产生，也可能由不作为产生。 自罗马法以来，法律学在传统上将法律分为两类：即公法（主要包括宪法、行政法、诉讼法和刑法）与私法（主要包括民法和商法）。相应地，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所违反的法律之性质的不同，法律责任在学理上也被进一步区分为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前者是公法关系主体因其违反公法规范的行为而遭遇的否定性评价，主要包括宪法责任、行政法责任、诉讼法责任与司法责任；后者则是民商事法律关系主体因其违反私法或契约的行为而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主要是指民事责任。关于公法责任和私法责任的区别，我国著名法理学家孙笑侠教授曾有过非常独到的分析。他指出，“以民法为主的私法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私法上的责任以补偿为核心目的；而以刑法为主的公法具有浓厚的道义性，因而公法上的责任以惩罚为核心目的。”但是，功利性补偿与道义性责任并非截然分离的，不能“绝对地把私法上的法律责任完全说成是补偿方式，把公法上的法律责任完全说成是惩罚方式。其实，私法上只是以补偿为主而已，它也存在惩罚方式，如违约金。公法上的责任也不纯粹是惩罚方式，如行政补偿。”“除民商法和刑法之外，许多部门法的责任方式是结合了两类责任方式而形成的”。 与私法责任相比，一般而言公法责任具有如下较为醒目之特征： 1、责任主体的广泛性和责任形式的多样性：可能承担公法责任的主体甚为广泛，既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包括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甚至个人。与此相应，在实现形式方面，公法责任也具有显著的多样性，既有赔偿和补偿、解除公职、褫夺基本权利，也有宣告无效、撤销和变更、禁止活动或解散等。 2、公益性：公法的核心是公共职能的依法有效履行，而公权力之设置主要是为了公民基本权利之保障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所以公法责任之设定与追究的目的之一，便在于保护国家或社会共同体的公共利益、维护现行的自由民主的公法秩序。因此，在公法责任之设定与追究过程中，参与竞争的诸种利益中，必然至少有一方是公共利益。由此也衍生出了公法责任的非自主性，即公法责任一般不考虑当事人的意愿，不实行自治原则，公法责任主体对责任承担方式也几乎没有自由选择权，也往往不得与追究主体协商解决或调解。 3、责任功能的道义谴责性。私法中，责任的主要功能在于防止和补救对个人的损害，体现了救济性，因此，责任的分配要权衡个人的行动自由与他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这两方面的利益。而公法责任的主要功能是惩罚和威慑不能接受的行为，主要包括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因此，责任的分配比私法复杂，要权衡行使公共职能的公共利益与公民的个人利益，权衡行使公共职能的不同部分的利益。责任承担上的补足损害的部分直接保护了受害方的利益，而道义上的谴责部分是间接保护了社会秩序、政府公共职能（为公众利益而行使的职能） 的行使等公共利益。比如根据1900年南威尔士新刑事法典的规定，袭击造成身体伤害判五年以下监禁（第59条），但是袭击执行公务的警官造成身体伤害判七年以下监禁（第60条）。在这种情况下，五年最高刑罚是为了保护受害人人身安全及保护社会秩序的利益，其余的两年刑罚是为了保护行使公共职能的利益。 4、归责要件的非主观性。虽然归责要素中的过错因素对于责任方式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公法责任并不实行过错归责原则，而是更关注责任主体之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我国国家赔偿法即宣明：违法行使职权即赔偿，而不特别要求故意或重大过失。 （二）公法责任的种类 根据公法所包括的法类型，我们可以相应地将公法责任分析为宪法责任、行政法责任、诉讼法责任与刑事责任四大类型。以下一一分述之： 1、宪法责任，又被称为“违宪责任”，是指宪法关系主体因不履行或不当履行宪法所设定的第一性义务而自然导致的第二性义务，即应当承担的法定的不利后果。进一步说，就是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不履行宪法义务或不当履行宪法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通常来说，宪法责任存在之前提便是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法规和规章，或者前述宪法关系主体的某种行为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的违宪状况。 2、行政法责任，也称“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