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策划人-我和余秋雨的交往与误解.docVIP

《文化苦旅》策划人：我和余秋雨的交往与误解 缘起 我没料到，1992年3月，由我策划编辑的《文化苦旅》，会成为一本顶级畅销书，不但使余秋雨成为大众文化名人，而且围绕着书和人还闹出那么大的动静。 《文化苦旅》开始是在《收获》杂志开的专栏，在圈子内有一定的影响。虽然我对余秋雨的文章一直抱有好感，但我当时的出版兴趣不在文学上，所以也就没放在心上。此后，南方的一家出版社曾向余秋雨约稿，只是想把《文化苦旅》做成一本放到旅游地卖的小册子，因此，他们提出要删掉部分内容。余秋雨非常不高兴，就委托《收获》副主编李小林帮他收回稿子。 随后，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愿意出版此书，但只能放到该社已出版多年的散文丛书中。余秋雨又不太愿意，他认为，散文丛书参加的人太多，而且开本太小，显得小气。一次，我去余秋雨在龙华的家，他专门同我谈起这件不愉快的事。我说，把稿子给我吧。当时他的书稿扔在书房角落里，像一堆废纸，有杂志的复印件，有他手写并修改过的，还有几块内容用糨糊粘贴的，稿子上满是那家出版社各种色笔画画改改的痕迹。 我拿到稿子后，首先请出版社一位已经退休的老编辑，用统一的稿纸，全部工整地抄写清楚。然后，我抓紧认真阅读全书。我的感觉是，作为散文非常好读，而且关注历史大事件，富有细节美。余秋雨很有说故事能力，每一篇散文里都有一个故事结构，故事简单，脉络清晰，让阅读者顺此脉络进入，轻松有趣。这恰恰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再加上他独特的文字表现力，自然就会拥有读者。我很看好这本书稿的前景。 当我正式向余秋雨提出出版《文化苦旅》的决定时，他有点惊讶。我认为书的内容不够，需要补写和充实。余秋雨又补写了一些篇章，如《风雨天一阁》等，书稿从18万字增加到23万字。 畅销 我们决定作为本社重点图书立项和运作，出版形式决定以精装本为主。在当时出精装本是出版社给作者一种高规格的出版礼遇。 《文化苦旅》出版首发仪式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举行。当时首发仪式也是新鲜事，一般不这样兴师动众。五十多家京沪媒体集中采访报道。不出三个月，首印的一万册就售罄，赶快加印一万册。随后，在近五年的时间内，我们在全国通过组织书评、新闻报道、读书随笔等各种形式的媒体报道，约有数百篇。随着媒体传播的不断扩大和升级，销售也快速拓展，《文化苦旅》渐露畅销书面目。 更有效的是口碑营销给《文化苦旅》带来了声誉。多名作家、教授、学者的书评及推荐，使《文化苦旅》进入更有效的口碑营销阶段。当然，这些书评文章有自发写的，也有些是我们组织写的。同时，我们还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签名售书、讲座报告会、见面会及读书活动等。 《文化苦旅》真正保持长期畅销是进入了学校，尤其是中学。在营销过程中，我们敏锐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有的中学，不少学生写了《文化苦旅》读后感，有的还把文章寄给我，希望我帮助修改和提意见。许多中学语文教师特别喜欢《文化苦旅》，他们除了自己读，而且还把《文化苦旅》列为学生课外必读书。有了这个市场需求，我们及时把营销的重点调整到教育部门和学校。首先，我们利用多种渠道和影响力，向教育部门推荐，《文化苦旅》的不少篇章顺利被选入各类语文教材。上海崇明中学、浙江嘉兴中学等成立了《文化苦旅》读书会，定期交流阅读心得，写读书笔记。随着学生的喜欢，一代一代学生就成了稳定的购买群体。 接着连续几年，《文化苦旅》就遭遇铺天盖地的盗版，除了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之外，都是盗版书的市场。为了能遏制盗版，我们甚至向上海市公安局报案，上海市公安局专门组织了多人专案小组，奔赴各省市调查破案，收效甚微。 当然，在《文化苦旅》受市场追捧时，也有人批评《文化苦旅》过于煽情，语言太甜等。但《文化苦旅》摆脱了传统散文过于琐碎的写作视角，它的文本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台湾尔雅出版公司出版的台湾版《文化苦旅》也十分畅销。其后，我曾约过几位当今一流的学者，试着写文化大散文，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他们都一致表示，这是属于余秋雨的能力。在《文化苦旅》成功的基础上，我们正式提出“文化大散文”概念，推出“文化大散文”丛书，获得了不错的市场效果和影响力。 交往 我与余秋雨认识于1983年的冬天。我是读了他送的《戏剧理论史稿》后，才了解他的。以后，又相继读了他的《中华文化史论》和《艺术创造工程》。这些书也为他在学术圈内赢得了声名。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思想解放，余秋雨以中青年学术尖子的身份，开启仕途。并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先后出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在院长任上，余秋雨人性化的管理，曾获得师生们的追捧。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余秋雨事业和仕途的上升期，也是他人生的低潮期。那时，他单身一人住在龙华一个简陋的两居室内。他经常出差，每逢大雨，楼上卫生间漏水，房间就水漫金山。经常是他的朋友帮他解决这些琐事。有一次，他的邻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