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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建伟 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新媒体和装置艺术家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最具跨学科思考和实践的艺术家，研究领域涉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曾以首位中国内地艺术家的身份参加第10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多次受邀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等重要国际艺术展事。 中国论文网 　　如何让汪建伟的话变得“好懂”，这是一个问题。比如此刻，他指着工作室门上一块水迹漫漶的天花板，“因为它不影响我在这个屋子里工作，所以我不理它；但如果你认为它不好看，把它堵上，那么，你就是在消灭一个‘痕迹’。”他说，“我们做的大量的事情，都是在消灭‘痕迹’。” 　　节约的工作室 　　自从2011年的《黄灯》大展之后，这个被认为最难“定义”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不知为何消瘦了十来斤，如今竟有些怕冷。他穿着夹克，窝在沙发里，还未等我提及工作室设计的问题，就提供了一个让话题难以接续的答案：“我的工作室跟我的艺术态度和政治态度是一致的，我一直没把这些东西分得很清楚，比如说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和话语去说政治，艺术上我应该怎么做，又得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他的意思是，很多艺术家总是可以清晰地描述自己工作室背后凸显的设计理念、美学基调……而他不行，也没有必要。 　　如果非要描述，他愿意用“节约”这个词。“比如说，”他指着狭长落地窗旁的一处空地，“这地方需要一盏灯，我需要考虑的是要多高、多亮，至于好不好看，这不重要。”灯的出现，需要符合他的“思考”，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它就会损害“劳动”的质量；如果超过了，就会有一部分多出来变成“审美”。 　　在功能和审美间找到一条界限，就有了“节约”。但节约不是“恰到好处”，因为有时候恰到好处是一种“策略”，而节约反倒是“浪费”，对时间的浪费，“是花了很多时间，但不被现存的秩序吸收，你明白吗？”最后他索性换一个说法：“就像我们说，工夫在话外。工夫在看不见的地方，这就是节约。” 　　曾经有一个同济大学的建筑师到他这里来，对他说，“这像你老汪的工作室”。别的艺术家的工作室，要么为了展示观念，“比如我信奉极简主义，那我的工作室就要在任何一个细节体现出极简来”；还有一种，是为了展示艺术家的后台。但无论是哪一种，汪建伟都不喜欢，他将之称为“凝视”—你知道“凝视”是什么吗？“它就像马克思说的‘恋物癖’，任何一次出场、思想、行动，都确定了我要做给谁看……如果没有哲学，凝视就几乎控制了我们的一切。” 　　那么，如何摆脱这种“凝视”、“表演”以及被定义的困境呢？他的答案就是，当你的政治观、艺术观以及生活态度是不可截然区分的时候，“凝视”就消失了。且慢—其实，我们也可以很“简单”地描述汪建伟的工作室：那是一片上千平米的厂房，推开两扇大铁门，左手边是门房，门房后是仓库和工作间；当中是空地，平时泊车；车后是一堵薄墙，墙上坐着一个白色的塑像，塑像后就是更大的仓库和工作间；至于从右侧的这堵墙穿门而过，就到了工作室和起居室。 　　没有奢华，没有精致，右侧的这个主体，红砖砌墙只是简单的一个院子，院子四角分别种上杏、李、枣、桃。眼下正是京城冬天的尾巴，树干萧索枝叶零落，树冠指着不高的天空。推开一道窄门进去，正中是汪建伟阅读和会客的工作室，往右便是一道短短的走廊，尽头是个小小的厨房，“有时候我会在这个位置上坐很长时间，”汪建伟指着靠窗的椅子，“下雨和下雪的时候，我就会中断工作，坐在那里有一种专注的感觉。” 　　其实五年前刚入住的时候，厨房和工作室并不相通，此前是独立的几个房间，将空间隔断。汪建伟就想着怎么用简单的方法，让这个房子“变得跟我有关系”，最后的结果就是把靠院子一侧的房间打通，连成走廊，在走廊和工作室的外墙上再开几道狭长的落地窗，白昼进光，开窗透风，让空间变得可以“沟通”。 　　采访的那天正是二月底，北方持续多日的雾霾仍未消散，阴冷袭人。但汪建伟喜欢这种感觉，“冬天很萧瑟，杀气逼人，如果摔一跤在地上，感觉那地板就像钢板一样，”他说，“这也是我喜欢北京的地方。” 　　花时间去学习未知 　　“你知道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当过兵吗？”汪建伟问。他指的是摄影师，采访期间天色渐沉，他就在外面待着。“看他抽烟—当过兵的人，会在室外抽烟；如果没有当过兵，他可能会问我，能不能在室内抽。” 　　汪建伟也当过兵。1977年到1983年那六年间，这个“会画画”的年轻人被部队指派去画作战地图，就像他曾经向媒体讲述过的，“我满脑子都是地形图，甚至在一个黑夜，把你丢在一个地方，然后你要画出这个地方的地形图，越准确分数就越高。” 　　1983年，他转业后考上浙江美术学院的研究生。第二年，他的油画《亲爱的妈妈》获得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被认为是伤痕油画的力作。1987年，他毕业留校任教。 　　蔡国强将汪建伟誉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当代艺术的活化石”，洪晃则称汪建伟是跨界最成功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