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史浅析.doc

明代文学 第一章 明代文学总论 明代（1368—1644），共277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嘉靖（1522—1566）前是中国中古文学的最后阶段，文学的发展波澜不惊，基本上是为中后期文学做准备；嘉靖以后，狂飚突至，中国文学进入近古时代，在欧洲恰好是文艺复兴时代。 第一节 明代国情 工商业的发展 市民的壮大 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转变 明代初期，朱元璋重农抑商，大批地方富豪被抄家没产，或被迫迁徙；对外则闭关锁国，明令“片板不许下海”，连素号繁华的苏州也变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王锜《寓圃杂记》卷五）。明代中叶以后，抑商政策松动，工商业重新崛起，苏州已是“比户皆工织作，转贸四方”（嘉靖《吴邑志》）；“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歌与市声相杂”（《寓圃杂记》）。当时的工商业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元代的水平。 随着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层随之崛起，特别是富商大贾凭借雄厚的资本操纵市场、行贿官员，成为新兴的特权阶级。苏州控三江，跨五湖，人烟稠密，列肆栉比，“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杭州是丝绸名城，风景胜地，“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城市发展的同时，城镇人口激增，很多农民弃农经商，“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二）而很多原来仅有数十家的小村落，如吴江盛泽、震泽等地，都变成了人烟稠密的大镇。 城市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变化，有些学者抛弃了轻商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论点。如前七子首领李梦阳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货财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空同集》卷四四《明故王文显墓志铭》） 竟陵派创始人钟惺说：“货殖非小道也，经权取舍，择人任时，管、商之才，黄老之学，于是乎在。”（《隐秀轩集·程次公行略》）同时，商人也爱结交文士，向慕文雅，如徽商吴文明雅爱三袁等名士，尝云：“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一七《吴龙田生传》）袁宏道说：“徽人近益斌斌，算缗料筹者竞习为诗歌，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士商合作遂成为一种风习，“富者余赀财，文人饶篇籍，取有余之赀财，拣篇籍之妙者而刻传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隐秀轩集·题潘景升募刻吴越杂志册子》）“江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润笔银动数二十两，甚至四五十两。”（俞弁《山樵暇记》） 于此同时，文学作品亦颇多“寄意于时俗”（《金瓶梅词话序》）之作。唐寅诗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种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寅）袁宏道想的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新，口极世间之谈”（《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徐汉明》）张岱自述往事则云：“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螙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琅嬛文集·自为墓志铭》）明代文人大体来说是比较热爱城市生活，洋溢着浓郁的世俗气息的。 第二节 王学左派与俗文学的发展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和三省制，独览军政大权。一方面“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另一方面年老方定天下，子孙柔仁孱弱，“不得不为身后之虑”（赵翼《廿二史札记》“胡蓝之狱”条）其中坐胡惟庸狱死者至三万余人，坐蓝玉狱死者亦有一万五千余人，“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明祖好严刑峻法，臣子“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廿二史札记》“明祖晚年去严刑”条）甚至“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亦可“诛其身而没其家”。（朱元璋《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明太祖生性猜忌，凡文字中有“贼”、“僧”字样，一律视为对自己的影射，施以重刑。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贺表》，因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被处斩。杭州教授赵一夔作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太祖览之大怒：“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黄溥《闲中古今录》）明成祖朱棣命胡广等人编写《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且废弃以往注疏，仅用朱注作为标准答案，以此统治思想。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通用文体，于太祖洪武八年（1384）开始实行。冯桂芬在《改科举议》中说八股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