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及其始末探究-.docVIP

遣唐使及其始末探究 摘要：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向中国派出遣唐使，630年第一次第一次派遣唐使，公元894年废止遣唐使制度。其中，关于遣唐使的目的、次数以及遣唐使终止的原因，众说纷纭。本文则从遣唐使的概况及始末就行探究。 作为中国古代史隋唐史的读书汇报，选取“遣唐使”这个角度来写，对我而言，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之前可以说基本上并未了解过日本史，下定决心从该话题出发进行探究，很大程度上是听老师讲的“大学生要学会去读一些原先并不会积极投入阅读的专业著作，专业水平才能慢慢提高”，因此从陌生的日本史入手，选择这一方面的书籍，一方面是受同学读日本学者著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去年刚读的《菊与刀》，出于解读日本思维的自然心理，从遣唐使角度去印证书中讲的二战中的日本民族心理，也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唐朝历史。总的来说，这一片文章，并不能算是一篇实质意义上的研究性论文，于我而言，则是突破文学初次触碰纯专业的一次尝试。 关于遣唐使，在文章中，我想介绍的是其概况，重点是学术界对于“遣唐使”的三个讨论，一是日本重启国交、派遣唐使的原因，二是日本派遣唐使的原因，三是遣唐使废止的原因。 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是中日两国交往最频繁，也是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时期，在这延续两百多年的遣唐使中，不同时期，按规模、交通路线的变化，基本上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是舒明天皇时期（公元629——641年）到齐明女皇时期（公元655——661年），约30年的时间其特点是：规模小（最多两只船），人数少（不超过250人），组织不严密各色人等配备不整齐，一般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然后横渡渤海湾口，到山东半岛登陆，在经陆路前往长安。 第二期是天智天皇时期（662——671年）的两次遣唐使,这两次规模和航线与第一期差不多，但其政治意义十分突出，不同于一般遣唐使活动。因663年，唐、日在朝鲜进行了白江口之战，日本失败，撤回军队，并深恐唐军乘胜进攻本土。次年唐朝的使者郭务悰、刘德高相继来日，故而665年12月遣唐使大概是为了送刘德高而派遣的。669年（天智天皇八年）遣唐使也是为了修补白江口之战造成的唐日关系裂痕而派出的。 第三期从文武天皇时期（697——707年）至孝谦女皇时期（749——758年），约五十年间的四次遣唐使，是遣唐使的最盛时期。 第四期从光仁天皇时期（770——780年），到仁明天皇时期（834——850年），约六十年，派出三次遣唐使.这一时期的遣唐使在外观规模组织上不弱于第三期，甚至有所超过，但在精神上已是强弩之末。 关于在这四个时期内，日本派遣唐使的次数，国内史学界意见不一。吕思勉认为，日本的遣唐使共18次，岑仲勉认为有9次，郭沫若则认为有十四次，范文澜认为不下13次，没有确定的次数，韩国磐则认为19次。日本史学界意见趋于一致，从公元630至894年，日本曾派出19次遣唐使。《遣唐使初探》中，刘淑梅从“遣使”的定义出发，提出“关键是派至，也就是遣具有出发、成行的意义，认为有16次。而我认为，研究遣唐使的次数，应从其最初的目的出发，即与唐朝的交流学习以及发展关系，不论以何种形式（派遣使者到唐朝或者是迎唐朝来使）中途是否成功，都应当是算入遣唐范围内的。送唐客使、迎唐客使从出发点来看，如果没有交流以及发展两国关系的目的，也就没有必要了，既然在这一时期“有来有往”从自身立场出发，总有其考虑，所以我对于日本派遣唐使的次数认识应为：第一时期4次，第二时期2次，第三时期9次，第四时期4次。期间，日本计划派遣20次，三次为送唐使，一次是迎唐使。还有653年船只遇难，761年因船只损毁未能到达，正式来华达13次。中途两次因故未能到达唐朝，但付诸实施了，属于客观因素的阻挠，与894年只有计划未曾实施有着本质区别，综合考虑，我认为日本遣唐使的次数为19次。 谈及遣唐使开始的原因，应从圣德太子重启国交的“遣隋使”说起。关于历史上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关系，溯源到汉代，当时日本称“倭国 ”，当时倭国并未形成统一国家，东汉光武年间，倭国向东汉朝贡，东汉封其国君为“汉倭奴国王”，并授予、以金印。三国时代，倭国一再主动入朝，被纳入汉魏的国家体系。后来，日本频频向南朝刘宋政权派遣使者，要求册封，旨在获得对朝鲜半岛南部从过去到现在的领有权，没有获得南朝的认可，最终，倭国经过五代国王反复要求，不遂其愿，最终终止了同南朝的交往。这便是“遣隋使”重启国交的背景。学术界对于重启国交的原因基本上趋于一致，即为“兼负政治和文化使命”，对于遣唐使的派遣目的，我的看法是遣唐使包括之前的遣隋使，其派遣的原因可以从地位性、安全性、发展性三个角度进行理解。 第一，隋朝经历了五代十国连续的分裂战乱，在此期间，日本虽然曾经派遣使者向南朝要求册封，但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