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祖金玉)《新青年》与五四精神重点.pptVIP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1号，1919年1月）“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随感录·二十五》（《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所以随便辗转，没人管他” “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 “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那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所以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又是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 ……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辞，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 《新青年》是否全盘否定儒学、孔子乃至传统文化？ “有意的偏激”——对待传统的一种重要思维方法和行动策略。 历史主义的视角 看整体，看主流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这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鲁迅） “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陈独秀） 胡适后来自述其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是因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中国人只有去“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而“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 事实上，鲁迅、胡适等人在行动上是继承并转化了传统的。 鲁迅先后整理了22部古籍，写作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著作。 胡适一生都浸润在传统文化之中，大力倡导“整理国故”，并身体力行，研究先秦哲学，梳理中国历史上的白话文学，研究禅宗历史、《水经注》以及《红楼梦》。他曾开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其中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周礼》、《孔子集语》等180余种书目。 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相联系，因此打上了深深的现实批判的印记。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看问题 全面地看，《新青年》并不是简单粗暴地全盘“反”孔或对儒学全面解构，反对儒学主要还是集中于三纲五常，而没有完全在泛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