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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治理变革中积极分子的培育方式探究 　　 [摘 要]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其是社会变迁、制度创新和组织变革的产物，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与变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农村社区治理积极分子作为乡村共同体内一支带动发展的主体力量，对于农村社区治理显然有着积极作用。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积极分子的发展呈现一些理念和实践的困境。作为一种农村社区建设力量，农村积极分子的产生并不是完全自发的，需要外界机制的介入，与内部自生性元素相配合，共同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积极分子培育的重要推动力。 　　[关键词]农村社区;积极分子;培育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12-0077-04 　　农村社区治理作为新时期农村建设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旨在提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与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物质与文化权益，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和促进全社会和谐。农村社区建设的好坏取决于诸多因素，既有国家层面的制度供给因素，也有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因素，农村社区治理积极分子则是自主性因素中一个重要的主体力量。 　　一、农村社区与农村积极分子概念界定 　　农村社区作为社区的一种类型，其自然带有社区的属性。社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社区是指建立在血缘、地缘、情感和自然意志之上的富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传统社会生活共同体。”[1]社区在滕尼斯看来，应该是一种具有共同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体内部成员间在认知上具有趋同性，有公共性的价值理念影响社区共同体内的成员。国内学者徐勇等认为：“社区有两种含义;大社区即行政区，其是居民政治生活共同体。小社区即居民自然形成社会生活共同体，也是产生行政区议会的选区。”[2]徐勇主要是根据社区的规模来区分两种社区，一种是在人口、地域面积的量上相对较大，群体内部成员间的差异性可能比较大，在整合认同上比较困难。另一种则更加类似于滕尼斯的概念，规模较小，社区内部彼此之间的认同度比较高。针对农村社区的定义，学术界意见颇多。盖尔平认为：“农村社区是由一个交易中心与其周围散居的农家合成的，要划定一个社区，最好是利用那个交易中心的交易行为所能达到的距离，在其最最远处划下记号，将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形成一个圆圈，圆圈以内就是一个农村社区。”[3]这里的农村社区显然具有市场化的符号，将市场交易点作为一个中心，市场服务半径构成的圆确定为农村社区，社区居民将这个交易市场作为共同活动的点，这个概念具有很强的市场味道。费孝通则将农村社区描述为：“礼治秩序，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及熟人社会，基层社会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4]费老对农村社区的定义是基于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分析，传统农村社会是由熟人网络组成的，村内成员间大多比较熟悉，存在着相关关联的纽带。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社会内部可以自我建构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内部成员认同度高。还有将其定义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农民共同生活、农习、工作和栖息的一个有秩序的空间群落，是由有共同地缘的农村文化、习俗、信仰和价值观念、消费习惯、基本生活设施和经济社会生活所构成的空间。”[5] 　　项继权认为“一定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以及认同意识是作为社区或共同体的最基本要素和特征。”[6]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农村社区作为一个复合空间，由有共同地缘的农村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基本生活设施等要素建构，农村社区拥有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以及认同意识。农村社区类型的划分方法有多种，笔者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按照农村社区的组建过程和形态来把农村社区分为“一村一社区”、“多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和“集中建社区”。“一村一社区”指的是社区设立的基础的行政村，一个行政村为一个社区，在行政村内设立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用来处理社区基本公共事务和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农村社区与村民委员会在设计上一般是同样的，组成人员基本无变化，变的只是在服务方式与服务内容上。“多村一社区”指的是在多个行政村的基础上，通过结构重组，多村变为一个社区，在一个中心点选择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服务中心接受的对象是多个行政村的农民，外设于各个行政村，与行政村之间没有直接的上下隶属关系，其主要职能在于服务。“一村多社区”指的是社区是建立在自然村的基础上，一个行政村通常是由多个自然村组成，故在一个行政村内部会存在多个农村社区。在农村社会中，一个“村-社区-农户”的结构便会呈现，这种社区的规模相对较小，社区内部同质性较强，整合起来难度较低。“集中建社区”指的是在新建立起来的居住地建立起社区，这一般是在重新规划的基础上兴建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关于农村积极分子的概念，贺雪峰最早提出此以及相关概念。在笔者看来，农村积极分子应该打破地域局限，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