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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中的西方经济地理学苗长虹： 制度、文化、关系与尺度转向 苗长虹 1、引言 西方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以来，它一直关注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性质：区域综合、空间差别和空间分异。但如何描述、解释乃至调节经济活动的空间和地方，却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实践与整个社会科学主流视角的变化而快速变化。自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地理学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动时期，无论是研究的主要论题，还是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表述的方式与风格，均经历并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与上一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和理论革命”相比和70-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相比，这次变革不仅发生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而且许多也发生在本体论层面。由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对“宏大叙事”的“普遍性规律”和“大理论”，因而西方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也走向了高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所以，要厘清19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理论变动的轨迹，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本文的目的，是勾勒出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变动的主线，讨论这些视角变动的方向、成因、意义和局限性，以期为处于时代变革转折点上的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2、变化的起点：对马克思主义转向(Marxist turn)的批判 西方经济地理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是在对地理学“计量和理论革命”的不满和批判中获得发展并于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而取得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认为，对所观察现象的解释不能只通过对现象的经验研究得出，而必须在支撑所有现象但又不能在其内部辨认的普遍结构中去寻找（约翰斯顿，2000）。正如罗西（Rossi，1981）所指出的：“转换结构主义者们发现，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假设不仅是天真的，也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假设只是在其表面价值上把人们的有意解释和公开行为当作科学分析的对象……我们必须在表面结构之外，去发掘能说明多种多样可观察现象或有意解释及其表面矛盾的深层结构和实际结构”。在西方经济地理学界，如果说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增长时期的到来，导致了人们对“工具理性”和“科学实证主义”的狂欢和崇拜，那么，1960年代末期兴起的反越战运动和对人权、民主和社会结构改革的诉求，1970年代蔓延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环境危机和社会经济不平等扩大的严峻现实，就必然会导致对追求一般空间组织规律的“空间科学”的反思和批判，那些志在追求建立一个更人文化的地理学和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包容的社会的经济地理学家，自然会从富有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寻求批判的思想来源。诚如皮特（Peet，1977）所说，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由于目前西方社会结构所受的挫折不断增多，而以实证主义传统的研究方法无力实现社会内部的重大变革。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地理学中的始作佣者之一，戴维·哈维（D. Harvey）由1969年出版的实证主义地理学著作《地理学中的解释》到197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著作《社会公正与城市》，有力说明了这种“激进地理学转向”发生的原由：“我们的任务是调动我们思想的力量来形成概念和范畴、理论和观点，我们可以将它们应用到实现一种人性化社会变革的任务中……这里可以也必须利用……经验证据。但是除非我们把它综合成强有力的思维模式，否则所有这些经验和信息都没有什么意义”（Harvey，1973）。 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由于其将“作为结构的过程”作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而又被称为“结构马克思主义”，它关注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相伴生的区域和城市问题背后引藏的机制而非现象本身，着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辨证法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空间不平衡发展的决定机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和相应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剖析，强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能脱离于更普遍的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既生产了特定的空间结构，同时又受这种空间结构的支配。因此，社会—空间辨证法（Soja,1980）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历史地理学构成了结构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的精髓，它使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议题从寻求新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区位论传统下的空间分布和产业区位的统计规律，转向资本主义运动和危机过程中内在的城市与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历史与物质过程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它使经济地理学从个体理性最大化的新古典经济学转向以批评和政治为导向的激进政治经济学。 但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在新技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共同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社会经济全面快速调整和变革的新时期。一方面，在国际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遭遇到了来自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前所未有的竞争；另一方面，在这些国家内部，1970年代持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经济阴影使战后以来长期实施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