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红豆之批判.docVIP

反思《红豆》之批判 摘要：原载于《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的宗璞的《红豆》在“双百”方针的背景下诞生，在反右浪潮中又遭到严厉批判。而对于这些批判文中列出了两点，一是针对《红豆》政治宣传的弱化的批判，提出文学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二是针对《红豆》中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批判，提出文学中反映的人性应该是真实具体的。总的观点在于文学应该是独立的自主的。 关键字：红豆 批判 文学与政治 人性 自主 我们总在批评中成长，但是太多的苛责对于文学却是不必要的，就像对于《红豆》的批判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宗璞的《红豆》，用追忆的方式叙述了女大学生江枚与同校男生齐虹的爱情故事。描写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革命的大潮中，江枚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齐虹逃避革命的选择，其中又包含着两人缠绵悱恻的爱情和面对人生选择时的痛苦。小说情感细腻，语言带有知识分子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尤其生动感人。当年，一些青年大学生读过小说后，甚至到颐和园寻找江枚和齐虹定情的确切地点，从侧面反应了《红豆》对爱情描写的感人和成功。 现在看来，《红豆》确是一篇好文章。那这篇好文章是在怎样的一个背景下诞生的？它的历程又是否就是一帆风顺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关这方面的记述。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文艺界因之受到极大的鼓舞，创作上确实出现了突破教条主义的新面貌。而首先突破禁区的却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们这些作品被称为“青春写作”。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干预小说”，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而宗璞的《红豆》就是“爱情小说”的代表之一。这些文学创作无论在生活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所拓进。 但是这一良好的发展态势很快就中断了。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国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运动；5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认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此后，一场波及广泛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而这篇《红豆》也被视为“创作上的逆流”，成了“大毒草”。 1958年7月，北大海燕文学社召开了“《红豆》问题在哪里？”的座谈会，与会者对《红豆》的错误思想倾向及其思想根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判定《红豆》是一个宣扬小资产阶级恋爱至上，暴露作者思想改造不彻底的坏作品，对读者产生坏影响。而宗璞在座谈会也自我批评说：“我的思想并没有站得比江枚、齐虹高，尽管理智上是想去批评的，但在感情上，还是欣赏那些东西——风花雪夜、旧诗词……有时这种欣赏是下意识的，在作品中自然得流露出来。”种种针对《红豆》的批判，在当时似乎都义正辞严，有理有据。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之后，《红豆》又作为“重放的鲜花”再次面世并受到隆重的礼遇。 《红豆》的波折让我们不禁反思，以前的批判是否正确，而我们又应该从这些波折中看到什么？ 在战争年代里，为顺应时代与社会的主流要求，革命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业绩。但这并不代表文艺从此就应当成为革命的附庸品，成为政治的另一种工具。很遗憾的是，这个认知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当时，统治者们虽然认识到了文学的本性，在1956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解放文学的方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松了绑，甚至催发了一系列优秀作品的产生。《红豆》正是在这样开明而宽松的创作条件下，作为一个文学解放的典型而被创作出来的，描写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情感。这个时期，红豆不但不该被批评，而是应该作为创作的榜样而被大力提倡。但显然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1957年，党中央认为，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在人民内部进行的一次阶级间的清洗。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描写知识分子爱情的《红豆》，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进行了新的解读。当年的批判者指出：“作者也曾想……刻画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江玫经过种种复杂的内心斗争，在党的教育下终于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利益”，“然而，事实上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 其实，《红豆》因为这样的原因而被批评，可以称为一个冤假错案。它的创作背景是“双百”方针的指导的自由而开放的大环境。既然自由，那就无所谓阶级的限制，不该受到政治目的的制约，真正实现文学的本质。而在这样的条件被鼓励产生的《红豆》却在政治风向一转时，成为了牺牲品。反右斗争扩大化，阶级斗争再次被放上工作的重要位置，这样站在非工人阶级角度创作出来的作品首当其冲。没有为工人阶级说话，没有体察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也没有为革命事业进行太多的宣传，《红豆》就是因为这样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