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自然与自然法.docVIP

梁治平：“法自然”与“自然法” 【内容提要】有学者认为，“礼”即是中国古代的“自然法”，对此，本文提出了不同看法。作者认为 ，“礼”并不是“自然法”，中国古代不仅没有西方那种有着神圣渊源的“自然法”观念， 而且根本缺乏产生这种观念的超验思维背景。“自然法”的观念在西方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 义，而对中国古代法以至古代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则是“法自然”。“法自然”观念是一 种独特的宇宙观和秩序观，它是经验的而非超验的，是自然的而非理性的。不了解“法自然 ”这一观念及其本质，就不能真正把握中国古代法的性格。【正 文】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即认为“礼就是自然法”。⑴考中国古代文献，并无“自然法 ”之说。事实上，今人所言之“自然法”，首先是指19世纪以后由西方传来的一个专门概念 ，而“礼就是自然法”云云，无非是就两个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基本概念的异同，下了一个 肯定的判断。依我的看法，这显然是一种文化上的误解。尽管如此，自然法问题的提出并 不是没有意义的，探究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法律背后一些更为隐秘的东西。　 　　　　一　 在西方文化史上，自然法的观点不但渊源久远，而且在法律与社会的变革中间产生过重要 的影响。然而，所谓的“自然法”，并非任何一个元老院、国王、议会或者教皇制订的规则 ，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在法”，而是实在法的准则或者依据，是一套价值评判的标准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妨称之为“道德法”。这样一种道德法，当然不是我们在古代中国 所见的那种建立在家、国合一基础上的道德法，但又不是全无关系。如果说，西方历史上实 在法与自然法的对立表明了法律与道德、规则与其价值准则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的话，那么 ，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肯定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古代中国人也曾面对同样的问题 ，而且在解决这问题时表现出与西方人颇为相似的立场与态度：“中国人认为他们可以漠视 成文的法律，如果他们发现这些法律与自然法不尽一致。……结果，实在法只在被认为得到 社会之有效同意，亦即习惯之认可的范围内才被人遵守。”⑴“倘若法与礼相抵触，这法一 定是虚假的。”⑵这些说法在某种特定意义上是成立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形式上的相 似，使得这些研究者得出了礼即是自然法的结论。这正是危险所在。黑格尔曾告诫人们说： “当人们让他们自己为形式所迷惑，把东方的形式和我们的平行并列，或者还更爱好东方的 形式时，内容不同这一点，在作这类的比较时，是值得普遍注意的。”比如“在中国人那里 ， 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法律，也没有 我们所谓道德。”⑶这并不是惊人之语。如果我们就礼与法和自然法与实在法这两组现象之 间在内容方面的异同作一比较，就将揭示出其中的深刻蕴涵。　 自然法学说本质上是种正义论，并且是西方历史上最早、最持久和最有影响的政治正义论 。礼则不同，礼在根本上乃是围绕着家族伦常推衍出来的规则体系。古人云：“礼也者，理 之不可易也”，这是大处着眼，讲的是抽象的原则，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等等，即所 谓的“义”。礼同时又是繁琐的细则。抽象的原则亘古不变，具体细则却可能因时损益。李 约瑟先生称之为“自然法之较低与较高的观念。”⑷这种分层在自然法里是没有的。人们或 许可列举出自然法的“第一”原则，却不大可能在自然法中作出高级与低级之分。这首先是 因为，自然法的原则从来不是细微具体的，相对于实在法，它是一种更高级和更具普遍意义 的抽象体系，这就使得它在与实在法的关系方面也不尽同于礼与法的关系。作为具体规则体 系的礼，与实在法颇为接近，就失礼则入刑这一原则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礼已经是实 在法了。因此，中国历史上礼与法的对立并不具有某种革命性，相反，由于这种礼—法制度 只是一种封闭的体系，因而就排除了发展的可能性。而自然法学说则因为其抽象特性而能够 适应历史的变化，并经常是社会变革中一种活跃的因素。　 当然，只是一定程度的抽象并不足以使一种学说或观念具有革命性或至少是开放性。就礼 在“义”这个意义上说，也同样是抽象的，而且古代中国人也把“义”看成是人生来固有的 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这与西方人对于自然法的看法颇为接近。但在中国历史上，“义” 并不是一种开放体系或者革命性因素。究其原因，恐怕根本在于，建立在自然血亲关系基础 上的“义”的体系，本质上是自然的。与此不同，西方自然法抽象的理性特征则首先源自古 代的自然哲学：一种在对于自然的好奇心支配之下获得的纯粹知识。文德尔班说，希腊伦理 学是以一个完全与物理学的第一个问题相似的问题开始的。⑴斯多噶学派的宇宙理性可以上 溯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或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而这种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又本 自早期哲学家们认为是万物本质的自然⑵。理性的自然法一开始就不带任何“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