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习得研究.docVIP

关注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 1．目前，在国内外，社会语言学研究和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中的语言习得研究基本上是分别在两个学科领域内进行的，而实际上，社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水乳交融。语言学发展到今天，结合语言环境、言语互动和语言的社会交际来研究语言习得，特别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用社会语言学的知识和理论来解释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言能力、言语交际、接受心理过程等“二语”习得中的重大问题，应该看作是为语言应用研究引进了一种新视角，是开拓语言研究领域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也丰富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为社会语言学服务语言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内容。 “汉语热”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升温，而汉语教学理论的研究却相对滞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薄弱，已经带来一系列实质性问题：教师、教材、教学法、语言测试、教学评估等。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对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更需要理论上的勇气——转换角度，调整思路，跳出一门学科的条框界限，借鉴相关学科的思路方法与研究成果，尝试用另一种眼光观察、探究、分析疑难问题，或许可以找到新的解释方法和分析途径，从而推动理论提升，为汉语教学实践开拓新鲜的思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教学与习得理论同属交叉性极强的学科，都受到诸多学术思想的影响。前者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关系密切，后者则与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密不可分。二者共同的基础首先是语言学理论，其次是心理学理论。二者的研究对象虽各有侧重，但在很多方面二者存在交汇点：社会语言学关注语言变异现象以及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语言学习者如何理解和组织多样的话语形式，如果言语交际产生困难，这种困难缘何而起；应用语言学，特别是语言习得研究，关注语言学习者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通常是目的语环境）中接收、理解、组织、使用目的语的过程、特征和影响因素。 社会语言学创始人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曾经这样评价社会语言学的使用价值：“社会语言学理论的价值主要是在教育方面”，具体说来，“在于如何教学生从一种语言形式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形式”。他提到美国教育界的一种叫做“语言经历法”的教学法，对不同种族的学生都适用；而他的语言变异模式不仅适用于母语的变异研究，也同样适用于“二语”习得中语言变异现象的研究。（石子强，1983） 互动社会语言学奠基人约翰·甘柏兹（John Gumpers）关于互动是语言的最重要的特性，一切语音、语法规则的价值只存在于具体的交际活动传情达意的实际作用之中的论述，关于“会话策略”——会话人保持会话持续进行并能够不断增强理解的能力的阐释，以及“语境化暗示”（Contextualization cue）理论与案例分析（徐大明，2002），对于语言习得，特别是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研究开启新思路，探求新角度，均有重要作用。 2．社会语言学理论对于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研究或具有以下启迪意义： 2.1社会文化环境与语言的文化性变异对汉语作为“二语”习得的影响。一定民族的文化特征与文化心理必然会对记录该文化的语言在特征及使用方式上造成影响，形成语言的文化差异。这是语言习得者在习得目的语时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舒曼（Schumann，1978）提出“文化合流理论”（Acculturation Theory），认为习得者与所学语言的文化之间距离远近、目的语国家的文化环境是否良好，将决定“二语”习得的成败。一些学者在总结教学实践成果后发现，从习得者习得规律角度看，习得者文化背景与习得材料程度越相近，习得效果越好，反之出现偏误的几率就越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亚洲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大量来华，我们对于远东文化圈习得者的习得规律研究有所进展，而来自距离稍远的欧美文化圈的学习者如何走进中国文化，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特别是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法手段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尚不尽如人意，有进一步推进的余地。 跨文化的交际研究（Cross-cultural of Communication）在语言习得中具有重要意义。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深入研究习得者在语言学习中吸收语言所表现的文化内涵，帮助他们将语言文化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是教师的责任。（胡裕树等，1989）以往的研究多注重语言学习或习得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多为微观的调查与研究，实际上跨文化交际在语言习得理论层面的系统研究更为重要。在厘清中国文化内涵与外延的前提下，在读懂中西文化本质差别的基础上谈跨文化交际，才能真正说清诸多问题的本质所在，才能将跨文化的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教学当中去。美国社会语言学家甘柏兹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还有一些研究人员以某些类似的交际策略为线索，考察“同一种交际策略在不同语言文化系统下的地位和作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