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医生的视角，理解生命.doc

通过医生的视角，理解生命 　　我以为我要讲述的是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疼痛、挣扎、起伏的希望，与最终的绝望。未曾料到，故事自身的韵律，比我想象的要和缓与平静得多。 　　为了了解医生这个群体，我走进了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和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在我的理解里，老年医学科与肿瘤科必须赤裸裸地与老年病和绝症交战，总有很多不甘的人生，不得不在这里落幕。在医院科室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疾病带给人类的痛苦、人类迫切的求生欲望、医疗技术的极致与边界、临终者跨越生死的感受、照护陪伴者的心理创伤，局促中让人无处躲闪。 　　而医生的职业使然，使他们成为连接所有纽带的承受者。他们被寄予治愈病痛的期望，试图将逐渐衰弱的躯体从死亡线上往回拉，却也在很多时候不得不成为职业摆渡人，将病痛之躯摆渡到另一个我们并不熟知的世界里。有时候，医生会告诉你，他们是生活在多数病人群体中的少数健康人，这使他们有一种孤独感。而这点，同时也是他们的使命感所在。 左图：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刘晓红右图：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主任张大庆 　　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原主任刘端祺告诉我说，学医之人往往会经历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当他们在医学院头两三年学外科时，会有一种无所不能的胜利感，“身体哪里出问题了，把病痛切掉就好了”。待到接下来学内科时，突然发现除了极少数疾病能治愈外，大多数疾病都是无法治愈的，“医学的‘黑洞’一个接着一个，虽然科技进步很快，但在衰老以及癌症带来的疾病前，医生能做的仍旧很有限”。 　　患者发现他们从一个专家、一个治疗程序转到另一个专家、另一个治疗程序，他们也许在技术上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在面对疾病的后果和恐惧时却感觉到被抛弃。如果只依靠科学性，医学无法帮助患者在与疾病斗争时，找到疾病和死亡的意义。 　　肿瘤科或老年医学科一个月内离世的病人，可能比其他科室一年离世的病人都多。在这里，医生们最深切地碰触了技术的局限，却也最强烈地感受到：面对疾病与死亡，治疗技术无法负担全部的意义。疾病在揭示秘密，展现人们求生与濒死的冲突和矛盾，它们也展现着患者的真诚与勇敢，提炼着患者的自我身份。 　　疾病无法治愈，但并不意味着无法治疗。虽然看到了病人们同样的终点，但是如何让病人与疾病共同生存，如何让每一个生命晚期的人都有他的独特价值，成为医生们努力的新方向。生命之钟在每个人的耳边敲响，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房里看到，医生们努力让生命末期病人少些疼痛、少些不必要的治疗，在身体油尽灯枯之时顺应自然，平静地走向终点。一个人不应该在插着各种仪器的抢救室里死亡，而应该在亲人相伴的温暖中离世。我这才明白，我感受到的温和与克制、平静与安宁，是在医学以及医学的执行者们经过探索和反思之后，达到一种蕴含情感与抚慰的新的平衡。 　　在病痛与死亡边缘的平静，多么高贵。 “屋子里的大象” 　　今年2月15日，71岁的张书年（化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老年医学科时，家人告诉他：“您可是住进了历史里。” 　　老年病房在协和医院的老楼里，这群建于95年前的宫殿式建筑，飞檐拱顶、绿瓦灰墙、五彩雕梁，它们位于北京最繁华的东单地区，隐而不彰。民国时期，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助了4800万美元，在北平建立了这所最好的医院。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和中国消化内科奠基人张孝骞的铜像位于一楼，在张孝骞铜像背后，记载着孙中山、冯玉祥、蒋介石、溥仪等在这里住过院的历史。从外面看来，老楼是十几栋独立的古典建筑，但内部走廊与庭院走廊把整个建筑群连了起来，这也让刚刚进来的人感觉像在穿越迷宫，很容易迷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似乎也与这老楼的过道一样，幽深而曲折。 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专家李红英（中）说，多学科综合团队使得肿瘤治疗更加全面 　　张书年的心情非常复杂，他本舍不得为自己花钱，不要说到北京来治病，单是来北京的路费，就让他这个江西农民心疼。但是2014年底在当地一个小医院做完阑尾切除手术后，他的病情眼看着越来越重。张书年对当地医院有了怨怼，再加上20岁出头的外孙女及其男友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上学，抱着要到最好的医院治好病的期望，张老头终于下定决心，有了人生第一次北京之行。 　　一见到主治医生曲璇，张书年就明确地说：“我是家里做主的人，我这病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说就可以了。”张书年虽然是农民，可他读过初中，在他这个年纪也算半个文化人了。他告诉医生，自己和家人出来一趟很不容易，特意凑了一些钱才能来看病。虽然年纪大了，可他仍是家里9口人中的两个壮劳力之一。 　　从医生曲璇的角度来看，张书年是一个对生活有安排的人。她从张书年的表述里，看到了明确的期望与衡量：他要负担一大家子的生活，来不来北京治病，对张书年既关系到健康，也是在经济层面需要衡量“投入产出比”的事情。如果病能够治好，他还能够回家挣钱，那这次的花费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