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学的超地域性探析(共8037字).docVIP

京派文学的超地域性探析(共8037字) 本文 小说家张恨水等通常都被拒之“京派”之外，而那些与“京”没什么亲密关系的一干外乡人，诸如周作人、沈从文、废名、林徽因、师陀、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等却被认作是“京派”。这自然引发了很多争议，比如京派到底是不是一个流派？京派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老舍凭什么不是京派作家？当然也有反过来说老舍进了京派反而地位很尴尬，成了一个异类1等等。京派的论争，命名只是表面现象，更为本质的是京派作家的审美追求。其实，关于京派命名的问题并不难说清。如果把京派的思想主张与审美追求分为两个层面的话，那么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等，追求的是质朴优雅、田园牧歌、古典沉郁的精英文化的一路；而老舍等人则追求的是北京底层市民的精神气质，着力展现的是老北京的风情民俗，使用的是纯正的北京方言土语。分，则前者是京派，后者是京味；不分，就是大京派，从周作人到老舍都是。 此外，京派的起止时间也不是以在北京或离开北京为标准判定的。1937年抗战爆发后，原来活跃于京津等地的“北方文学者”四散全国各地，其中一大批成员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重建“京派文化的大本营”2，延续京派的创作风格与文化理想，有不少学者提出，抗战爆发后，京派虽然离开了北京，但京派文学并没有终结，而是延续到战时的西南联大及朱光潜等任教的成都大学、武汉大学等，文学新人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可谓京派的后起之秀3。近年来，更有学者主张进一步拓展视野，强调“要‘打通’战前、战后，深入揭示京派及其传统在‘跨越’1949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作用、地位和价值”。因为“战后‘京派’的影响通过两部分青年作家得到了延续，都以原西南联大学生为主。一是当时聚合于沈从文、废名、朱光潜、冯至等周围，包括穆旦、郑敏、袁可嘉、杜运燮、汪曾祺、盛澄华、王佐良、金隄、周定一等在内的北方青年作家群；一是当时从国统区出国继续学业的青年作家，他们中后来卓有成就者有鹿桥、程抱一、熊秉明等，其艺术追求明显延续京派影响，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们50—70年代在海外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建’”4。我认为这种叙述强调了京派的文学流脉与文化传承，强调了京派一直延续到当下的现实价值，有积极意义。但这种强调也会扩大甚至模糊对原本意义上的京派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1937年以后的“京派”，已经不完全是当年鲁迅所批判的那个地域上的“京派”，也不完全是那个留居帝都的“官的帮闲”的“京派”了，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文化符号被固定下来的“京派文化”的代名词了。 在所有的现代文学流派中，京派的地域性相对来说是最不明显的，北京对大部分京派作家而言更多地只是一个生存空间与地域空间的概念。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说京派的创作和存在与北京没有关联。作为一个“地域文学的共同体”5，京派作家形成了与当时的左翼革命文学及海派文学显然不同的文化特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京派作家为什么没有南迁，而选择居留在当时被视为“沙漠”（爱罗先珂语）的北平呢？除了他们所依附的大学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一种文化取向的选择。20世纪30年代留在北平的作家，无论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还是林徽因、朱光潜，都有自己成熟的独立的文化观，有着一份浓厚的文人学者心态，倾心于安闲、平静的教书写作生活。当时的北平，大到城市小到校园，那种自由、宽松、平和的氛围，正与作家们内心的需要达成了契合。当然，选择留京的作家，还有着一份对北京的深深的喜爱与依恋，北京的风物在作家的笔下哪怕是干燥的气候、风沙、黄昏、冷夜，一派古城的萧索，也很容易引发作家们的怀古幽思，这又与京派倾向于保守的古典主义审美风格不无联系。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沈从文到了北京才开始回望湘西，南下上海后，才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京派特征和属性。同样，在北京时描写湘西，离开北京才越来越感受到北京的吸引力和魅力。这种心态和情形在京派作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京派文学的超地域性 本来，京派的地域性是不成问题的，但偏偏被学术界认作是京派的作家绝大多数不是北京人，也不怎么写北京的人和事，再加上学术界也不拿是不是北京人或写不写北京的人和事作为衡量京派的标准，那么问题自然就来了：除了地域性，京派还有什么特征呢？有，这就是超地域性。 京派是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结合，超地域性强于地域性则是京派文学的独特之处。超地域性并不显示京派文学本身的削弱，恰恰相反，它反映了京派文学深广的蕴含。作为一种植根于乡土中国的文明理想的代表，今天我们提到“京派”，除了特指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那个特定的文化圈子，以及当年京派作家所共同体现的中立包容、沉稳宽厚的学院派气质与文化姿态，还增加了更多的涵义，那就是现代人对自然人性的留恋，对现代都市及工业文明的反讽，对田园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