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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农业技术控制分析(共3940字) 一、农民的“雇佣工”地位的产生 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集体化时期，我国采取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工业的国家发展战略，农村变成了城市工业发展的大后方。另外，户籍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导致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了土地上。当时，国家以“定购价”对农副产品实行强制性收购，并限制市场性交易。与此同时，集权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政府也以其特有的权力成为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的主体，现代农业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传播，农产品产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国家对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实行低价薄利的价格政策，这可视为对低价收购农副产品的一种回报。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末，各类化肥的供应价基本趋势是“稳中有降”，这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稳中有升”一样，曾被宣传为“政府对农民群众的关怀”［１］。经过二十年的集体化时期国家总共从农村获取了６０００亿元的发展资金，由此奠定了我国城市工业发展的基础［１］，而农村和农民则被严重地边缘化。农村在这个过程中成了国家视角的现代化建设［２］的牺牲品，农民作为技术使用的主体却不能得到应得的利益，变成了城市的“雇佣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政府对市场的限制性影响逐渐减弱。集体化时期，作为现代农业技术主要供应主体的供销社等逐渐转归私人所有，这些个人也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了市场，和市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市场也就取代政府成为现代农业技术的供应主体，作为市场细胞的企业也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１９８２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农业生产获得了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并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劳动力组织方式的变革促使农业生产获得了奇迹般的增长。黄宗智在上海市松江县（现为松江区）的调查及其研究和分析证明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转向农业生产家庭责任制并未带来松江地区产量的显著上升，农业产量在集体化生产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就已经达到顶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是通过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全国其他地区与松江的差异不在其实质，而在时间上的先后。先进地区较快地从新的投入和技术突破中得到好处，而后进地区则相对较慢。如果松江的经验确实代表了全国发展趋势的预演，那么，我们在分析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４年全国性的进展中应多看技术因素［３］。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对现代农业技术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农户不得不通过大量增加生产性资本的投入来提高粮食产量，因此，现代农业技术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众所周知，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随着种子、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技术使用量的增加，其市场供应价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而此时农产品的价格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与此同时，政府税收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畸形发展，让农民苦不堪言。农村在经过了短暂发展之后，再次陷入发展的困境。农民在现代农业技术方面的投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利润被市场无情地攫取了。２００６年，我国税费制度改革，取消了农业税，与此同时，国家也开始实行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农业方面的惠民政策，希望稳定农业的发展。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补贴政策并没有真正起到“稳定剂”的作用，因为它们根本应付不了现代农业技术市场价格提升带来的影响，国家的补贴被市场以提价的方式剥夺了。另外，虽然政府给科研机构提供了很多科研资金，但实际上，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中有一部分却以商品的形式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企业赚取利润的工具，根本没有真正起到惠农的作用。另外，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企业就成了主要的税收对象，国家对企业税收的增加必将使企业将一部分税收以提价的方式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样，农民无形中就成了被征收对象。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成了现代农业技术的主要受益者，而农村则依然被排除在受益群体之外，农村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牺牲品，农民成为市场的“雇佣工”，依然得不到应得的利益。 二、城市和市场对农民的控制作用分析 通过以上研究和分析发现，农民始终处于”雇佣工”的地位，被城市和市场控制住了，而现代农业技术则成了控制农民的工具。农民虽然是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主体，但却被排除在受益群体之外。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导致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弱，进而导致土地的资本性质逐步降低。从实际调查发现，土地已经由发展资本变成了一种简单的生存资本，农民现在种地更多的是为了获取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口粮，而不是为了获取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农业已经彻彻底底地变成了农民眼中的“副业”。从农民的视角来看，土地的资本性质逐渐降低的原因是货币的资本性质正在逐步增强，而他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和依赖性也越来越大。计划经济时期，农民的需求层次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