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中国“卫星之父”.docVIP

孙家栋：中国“卫星之父” 　　他的传奇人生与我国航天发展史上的多个第一密切相连：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次绕月探测……他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在他领导下所发射的卫星，几乎占到中国航天飞行器总数的三分之一；他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就是孙家栋。 　　从研究火箭转到研究卫星 　　1929年4月8日，孙家栋出生于瓦房店万家岭镇老爷庙村。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1948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后转入汽车系。新中国开始组建空军后，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1951年，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 　　1958年，孙家栋就带着一枚珍贵的金质奖章回到了中国。同年4月，他被分配到当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总体部。那年“五一”节前，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当时钱学森经常到总体部检查工作，并亲临设计现场和大家讨论问题，对快速进步的孙家栋青睐有加，两人的接触次数逐渐多了起来。 　　两年后，我国科技人员跟着钱学森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的航天之路，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了首枚近程弹道导弹。那时，孙家栋已经担任了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 　　1967年7月29日，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 　　在这个酷热的午后，孙家栋正伏案进行导弹设计。一位不速之客推门而入，开门见山：“我是国防科工委的汪永肃参谋。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院长向聂荣臻同志推荐你了，根据聂老总的指示，决定调你去负责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就这样，孙家栋扛着被卷和书箱去新岗位报到了。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首颗人造卫星，次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后，聂荣臻委派钱学森以及当时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国防部五院副院长王铮负责卫星规划。然而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卫星任务受到了影响，中央决定调整空间技术计划，把工作重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直至1965年，国家重新开始制定卫星计划，并确定了1970年发射，卫星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的总体目标。 　　孙家栋参与进来时，时间已十分紧迫。如何尽快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如何按工程的研制规律一步步往下走？各系统怎样联接起来？联接起来后又怎样做试验？一个个难题摆在面前，他决定从组建队伍抓起。 　　然而，“文革”年代，派别林立；发射卫星又是人人都想参与的大事。对于年轻的孙家栋来说，选人时稍微处理不当，很容易“引火烧身”。自己被“上纲上线”事小，影响卫星研制工作事大。在钱学森的鼓励下，他横下心，抛开顾虑，一切以搞卫星需要为标准。经过详细考察，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选定了戚发轫等18人，这就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十八勇士”的聚集，使卫星总体设计部如虎添翼。攻克重重难关后，卫星初样在1969年10月基本告成。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奏响了中国人向太空迈进的序曲。卫星上的全部元器件、设备和材料，以及许多理论和技术难关的攻克，都是中国自己的产品和成果，它是中华民族智慧和精神的结晶。 　　争取到美国的卫星发射许可证 　　1985年10月，我国政府庄严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承揽对外发射业务。这一消息在国际上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几乎在同时，经中央批准，孙家栋升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又一次受命于中国航天发展的关键时刻。 　　发射外国卫星，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国际间技术合作，中国航天人不仅要懂得研制火箭发射卫星，也必须学会与国外商家打交道，孙家栋又客串起“生意人”的角色。其中争取美国政府发放“亚洲一号”卫星许可证，是他谈判生涯中的精彩之笔。 　　1988年，香港亚洲卫星公司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通信卫星，起名“亚洲一号”，并准备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但卫星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必须有美国政府发放的出境许可证，争取许可证的使命便落到了孙家栋的肩上。 　　这年10月，孙家栋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卫星技术安全》和《卫星发射责任》两个协议备忘录。但因双方对若干国际贸易问题存在较大分歧而未达成最终的协议。11月第二轮会谈，谈判席从北京转到了华盛顿，孙家栋作为代表团团长再次领命出征。 　　谈判中，面对美方咄咄逼人的气势，孙家栋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坚决反驳“中国发射外星扰乱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论。因为圣诞节即将来临，美方代表大多订了20号出外旅游度假的机票，无心恋战。孙家栋抓住对方的心理，制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