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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学修辞批评模式(共9742字) 作为“修辞论美学”的倡导者，王一川认为中国当代美学的格局是认识论美学、体验论美学和语言论美学的三足鼎立，它们相互轻视而不注重融合，各自的缺点也暴露无遗。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体验论美学常常在标举个人体验时，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缺乏稳定性和理论深度，给人漂浮之感；而语言论美学在执著于语言、形式或模型时，却遗忘了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走向了崇尚形式而鄙视意义的极端。这三种美学各自为阵的局面显然难以担当起解救美学于困境的重任，因此迫切需要将它们融合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即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即体验论美学，引者注﹚的个体体验、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论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种新的美学就是“修辞论美学”。①其特点是：内容的形式化、体验的模型化和语言的历史化，这“三化”表明，修辞论美学不仅注重文本的语言形式分析，而且注重对语言形式的历史文化阐释，其特有的工作方式就是“本文———语境”阐释，即揭示文本与语境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一方面，文本产生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特定文化语境压力下的产物，从而对文本来由的理解必然依赖于对文化语境的重建；另一方面，文本一旦创造出来，就可能对文化语境产生感染效果，参与其内在冲突或危机的解决，从而对这种文本的功能的理解也必须依赖于对文化语境的阐明。②反过来说，文化总是借助文本的语言形式而显明，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往往是通过文学文本得到显现的，所以，要理解特定的文化，就无法离开对艺术文本的理解。没有文化的土壤，催生不出艺术文本之花；同样，没有艺术文本这朵花，文化也就难以显现，文本与文化就是这样丝丝缕缕地缠绕在一起，很难抽离。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文化虽然为文本的产生准备了客观条件，但若没有创作主体的劳作，文本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文本都是创作主体辛勤耕耘的结果。另一方面，文化本身又受制于更隐蔽的历史，历史总是借文化出台亮相，所以，历史才是决定文本的终极支配力量。因此，修辞论阐释由三个阐释圈构成：文本阐释、文化阐释和历史阐释，这三个阐释圈在理论上虽呈现出层层深入的特点，但在实际的批评中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而是相互渗透、融会贯通的，呈现出不断循环往复的运动。 王一川所提出的“文本、文化、历史”的三位一体的文学修辞批评模式，在文论界不是空谷足音，也并非特立独行，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提法。如赵宪章的“形式美学批评”提出“文本调查”，并将其看成是文学形式研究的前提。所谓“文本调查”，除必要的校勘考订之外，最主要的是对作品进行“细读”，即通过“细读”调查文学文本的基本构成并进行审美分析，包括关键词或高频字词的使用，音韵格律、遣词造句或句法句式的特征、文本结构、叙说方法和表情达意的特殊性等等。③赵宪章认为，“只有建立在文本调查基础之上的思想分析才是可靠的，才能达到‘学术’本身的确定性和无可置疑性。”④但文学批评不能停留于“文本调查”的语言分析，而应进一步分析语言形式所蕴含的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南帆也认为：“文学研究必须坚持把文本分析视为不可或缺的发轫之处；但是，这种分析并非仅仅盘旋于纸面上，如同猜谜似地拆解字、词、句。……文本分析必须纵深地考察字、词、句背后种种隐蔽的历史冲动、权力网络或者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文本仅仅是一个很小的入口，然而，这个入口背后隐藏了一个巨大的空间。”⑤修辞学批评向这个空间敞开和延伸，拓展了文本，也拓展了文学批评。王一川们所着力探索的正是这个巨大的空间。那么，如何开掘这个巨大的空间呢？这里以王一川在《修辞论美学》中对中国左翼小说《韦护》（丁玲，1929）和《冲出云围的月亮》（蒋光慈，1929）中“重复结构”的分析为例，来阐释文艺学界的修辞论阐释模式是如何向这个巨大的空间掘进的。 王一川发现，这两部“革命+恋爱”小说有着相同的叙述模式———重复性叙述，在《韦护》表现为主人公韦护的焦虑行为的重复，在《冲出云围的月亮》中表现为主人公王曼英的认同行为的重复，通过对这两种重复模式的层层解剖，王一川揭示了文本中这两位革命知识分子典型与文本外20世纪20年代末期左翼知识分子的转型再生焦虑的联系。具体的分析步骤为：1.文本阐释：细读文本，展示文本中的重复性叙述：韦护的焦虑来自革命和爱情之间的艰难抉择，王一川用列表的方式细致分析了韦护的焦虑行为在文本三章29节的分布情况以及焦虑出现的密集区域；王曼英的焦虑源自一个沉沦的女青年如何能重新获得革命者和情人这一双重资格，王一川采用拉康的“自动重复”的三角结构分析了文本中的两个三角认同场面。如何理解两个不同的文本所出现的相同的重复性叙述方式呢？王一川认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