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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发展重建途径(共7024字) 一、《讲话》的外在推力:现实语境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文学的现实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成为《讲话》理论主张的外部条件。中国文学的现代想象与实践开始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认识中。在落后与进步、前现代与现代、开放与封闭等差异对比下，一些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厚重的传统文化对中国发展的桎梏作用。他们在西方的话语系统中获取了现代的理念和实践策略。于是，一场文学革命发生了，从语言形式到主题内容都发生了质的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极力推行“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反对“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2］40-44。中国文学的视域转向普世价值观、知识分子的精神挣扎、人性之维以及现实困境等。另一方面，现代出版业、报业的兴起与发展促生了职业作家，使写作纳入到现代职业分工当中。与此同时，新文化的消费群体被培养出来，并且逐渐壮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是在现代都市中发生的，是都市化的产物。然而，抗战开始后，文学的现实语境发生了巨变，作家们再次经受现代都市文化与前现代农业文化相互冲撞所带来的困惑与焦虑。首先，抗战救亡成为“现时”最大的主题。文学叙事冲出了阁楼的藩篱，关注战火下的人生遭遇。其次，社会对文学的功利性期待空前集中———文学应该成为抗战的号角，成为讨伐的武器。“文艺应该成为抗战的力量，它应该成为，而且事实上已经成为全面抗战中的一个要素，一个部门。这就是客观历史课给我们的文艺工作的任务”［3］1310。再次，文化空间的转移直接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创作选择。随着战火蔓延，文化空间发生了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的战略转移。原本渐趋成熟的出版传播体系受到重创，作家的生存保障因之破碎。原本渐趋成熟的文学接受群体被分离，作家的言说对象因之失散。“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农村与无数小市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唯一的环境”［4］1338。在颠沛流离的辗转生活中，知识分子发现历史主体悄然发生了转变。最底层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农民成为抗战的主要力量，并成为作家们直面的艺术消费群体。因此，中国文学在现代进程中的都市化方向遭遇困境:文学的主题、人物、语言和形式等各个方面都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去认识这个文学消费群体，如何去表现他们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如何去适应他们的审美趣味，成为作家们的精神困惑。旧的在被血所洗涤，新的正在向刚健的形成过程中，一切的人们都被民族革命的暴风所冲击震荡，而被冲击震荡得特别厉害的是一群特别的人———作家，艺术家……作家被两种力所牵引着:抗战引导作家走向更紧张的生活去，旧的生活习惯却总是绊着他的脚。因此，作家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了动摇和不满，然而还不能够立刻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来代替它。［5］1002、1004抗战改变了作家的生活状态，也改变了主流文学的发展轨迹。在新的现实语境中，文学所关联的各种关系正在发生复杂的变化。其中包括: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市场的关系，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作家与民众的关系，等等。这些变化构成了《讲话》诞生的外在推力。某种意义上说，《讲话》的诸多命题正是回应了知识分子在现代文化与前现代文化冲撞中的困惑，回应了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讲话》以“运动的”方式落实了其文化构想，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折与重构。 二、《讲话》的文化逻辑起点:文学现代性的反思 《讲话》的文化逻辑起点建立在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反思上。如上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蜕变。当其时，文化界对于“现代性”的指认归结在一种线性时间观的引导下。“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6］18。因此，五四的文化启蒙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拒绝或批判态度，传统的文艺形式、结构方式、主题内容作为“反现代”的因素而被否弃，西方文学的技巧与体裁、西方文学的主题与结构、西方的文法和词汇作为“现代”的摹本被引进。与之相应，在“人的自觉”的现代思想的烛照下，平民或大众成为文学想象的历史主体。五四新文艺的现代意义之一即在于“作为中国传统的革命文学的姿态而出现，因此它是以现实主义和大众性为目标的”［3］1314。周扬也从这个意义上肯定了五四新文学的现代价值。他指出:如果不是我的偏见，新文艺无论在其发生上，在其发展的基本趋势上，我以为都不但不是与大众相远离，而正是与之接近的……为文学与民众接近的斗争，是五四的一个光荣战斗传统，应当由我们来继续和发扬的。［4］1336抗战后文艺生存环境的骤变，为反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