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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突进与突变 巴曙松08月04日 历史的成功不会自然导致未来的成功。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8%一路蹿升到52.7%，城市人口从1.7亿人猛增到7.1亿人，用了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花100多年才走过的道路。这种规模庞大、速度极快、“高度浓缩”的中国式道路，在人力成本、土地成本和资金流向三大问题变得尖锐的时候，下一阶段必然开始分化。 比如，农村和中小城镇，依然会加速，内陆中心城市则需要在存量上再配置，沿海城市的服务转型则要靠人才流人。举个简单的例子，两个城镇化率相同的城市，一个由1000万个蓝领组成，一个由1000万个高科技人才组成，哪个城市可以发展服务业似乎不言而喻。 “预言帝”狄马克 农村和中小城镇:依然加速 农村和中小城镇未来需要怎样的城镇化？最重要的就是人的问题，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才有可能实现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提升，进而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具体而言，这里的城镇化将呈现几个显著特征。 特征一:唯一的“加速区” 从城镇化指标上看，50%是一个转折点，即在30%-50%之间是加速时期，50%-70%是减速时期。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总体上已进入城镇化进程的“减速区”。未来，中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幅度预计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每年新增城市人口预计将保持在1500万左右。 然而，从结构上看，全国仍有多个省份城镇化率处于30%-50%之间，这些区域未来即处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区”。 特征二:这里是流动人口的“回流区” 城镇化的核心是劳动力、资金的流动。过去20多年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这里基本上属于农村劳动力的净流出区。以河南为例，2010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2363万人，其中省内转移1148万人，省外输出1215万人(占河南省富余劳动力的51.42%)。 目前，中国已经到来的老龄化和特有的乡土情结将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工回流至流出地。以2008年为转折点，之后跨省就业的劳动力占比下降，乡外县内和县外省内的就业比重增加。微观调研数据也显示，随着中国逐渐步入人口老龄化进程，71.4%的30岁以上农民工在未来3-5年会选择回到自己的老家或老家附近打工，相反，81.4%的20岁以下农民工会选择大城市。 对于第二次择业的农民来说，超过五成的农民工会选择在县外省内务工，同时有35%的农民工会选择在乡外县内务工，在省外的务工比例远远低于第一次外出务工。 在回乡务工的缘由中，有40%的考虑因素是城市的生活成本较高、25%认为老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多机会，也有部分人考虑到在城市没有归宿感以及孩子的落户、教育等因素。 特征三:这里是农业现代化的“重镇区” 表面上看，这里城镇化率低、农业产值和农业就业比重高，但背后的核心却是现代农业发展不足，工业化对农业的带动作用不够，劳动力吸纳能力不强，城镇化率低是对这个问题的综合反映，它像是一个结果。因此，这里推动城镇化着重在两点: 第一，用现代技术和金融改造传统农业。首先无疑依然是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和农业机械化。其次则是靠农村金融来拉动，培养一批职业农民和农民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农村金融最为活跃的时代，也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涌现一批农民企业家的时代。但当大银行不再理睬农村和农业，挤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就造成典型意义上的“金融二元结构”。下一阶段，农村金融、包括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商业银行全资持有的贷款子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社，或将成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重点。 第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耕地流转。从经验来看，第一个政策底线是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耕地流转也不能改变用途。第二个政策底线是“增减挂钩”，将集体建设用地重新规划整理，一些复垦为耕地，另一些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在靠近城市、城镇和产业园区的范围内，发展农村社区，目前全国不少省市均有不同程度的试验。 二三线城市:“拥挤效应”来袭 对于内陆中心城市和沿海二三线城市来说，未来城镇化要明确一个前提:这里人口密度已经开始出现“拥挤效应”，唱大戏的依然是城市分工，敲大锣打边鼓也要有声有色。也就是说，城市和郊区、中心城市和外围之间需要通过减少有形和无形的交易成本，实现人口、资源和不同产业的重新配置。 特征一:交通网络一体化 这里下连外围郊区、中小城镇，上连已经成熟的沿海中心城市，为实现更好的城市功能和专业分工，还需要通过交通网络的一体化以缩短三个层面的距离，形成上下互连的交通运输和通信网络:一是地上地下大联通，将城市与郊区、中心与外围之间连成一体，降低生产和贸易成本；二是高速铁路，将内陆中心城市与沿海中心城市连成一体，承接产业转移。 尽管交通网络的一体化对于城市分工十分重要，但并非问题的全部，其他因素也同样重要，比如，城市规模和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