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社会学视野中的广场舞和“中国大妈”.pdfVIP

◎ 张兆曙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国城市普遍兴起的广场舞所导致的噪音扰民问题，正在成为一 个 日益严重的社会性问题，甚至陷入某种治理上的困境。广场舞的治理困境是特定的休 闲健身形式与特定的社会主体相结合的产物。本文的研究表 明，广场舞的音效特征 、表 达性需求和“大场面”的组织形式分别构成广场舞噪音扰民的物理根源、社会心理根源 和组织根源。其中，“大场面”的组织形式充当了一种强化机制，能够放大广场舞的物理 音效和“广场舞大妈”的表达性需求。同时，由于职业境遇和家庭关系的变化以及个体 生命历程的结构性变迁，“广场舞大妈”失去了她们极为珍视的“共同存在”。但是，“广 场舞大妈”在“大场面”的组织形式中尽情表达了一种群体性兴奋，并意外地建构了一种 真实的“共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广场舞已经超越了它的自然属性及其发生主 ，成 为一种时代的隐喻，即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正是这种具有 自我维护倾向的群体性 兴奋导致了广场舞噪音的治理困境。 关键词 广场舞 中国大妈 治理 困境 “大场面”组织形式 群体性兴奋 [中图分类号]C9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O3—01 l6—07 近些年来，几乎在中国每个城市的社区广场、休 闲公园以及其他公共空间都能见到一种被称为“广 场舞”的休闲健身活动。每当夜幕来临之际，那些 被冠以“中国大妈”的中老年女性便 自发地聚集到 各类城市公共空间，她们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和旋律 舞动着并不轻盈和灵动的身姿 ，凭借规模效应和整 齐划一的动作编排制造出比较强劲的声势，进而形 成中国城市生活中的一道独特却又高度雷同的城市 景观。在这项群众性的休闲健身活动中，有两个重 要的社会后果引起普遍的关注和讨论。第～，广场 舞俨然成为“中国大妈”这一特定参与主体的一种 生活方式或者行为标签。从各种媒体的报道来看， 广场舞已经被 “中国大妈”从社区带入到车站、机 场 、码头 、列车车厢和旅游景区，甚至在堵塞的高速 。 一 公路上也会出现广场舞的身影。毫不今张地说 ，凡 是有“中国大妈”的地方，就会有激 昂澎湃 的J’ 场 舞。诸如“广场舞大妈”在巴黎卢浮官、纽约时代广 场 、莫斯科红场被警方十预的报道时常见诸各种媒 体。第二，广场舞作为一种积极的休闲健身活动所 导致的非预期后果 ，正住成为一个社会悱的nIJ题 一 方面，广场舞对社 生活环境 的负向影响( 噪 音扰民)日益突出，从而遭剑广泛的嘲帆、揶揄和吐 槽 ，广场舞和“中国大妈”因此而 ／J=出 一·定程岌的 “污名化”迹象 ；另一方面，随着广场舞愈发普及，各 种针对广场舞扰民的抵制行动也在同步兴起 ，红此 本文的写作源臼于笔者面向文科生开设的6片究性 ’ 课 程(《日常牛活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生成》)所准备的研讨案例和十卅 料 。文章成稿后曾在社会学学科组织的“双周学术交流坊”rt 进 行交流，并得益于诸似参 者的启发 见解，特此致谢 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社会学视野中的广场舞和“中国大妈” 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性质十分严重的“恶性抵制”， 广场舞的噪音扰民甚至表现出一种逐渐沦为“社区 公害”的趋势。正是上述两个广场舞的社会后果建 构了本文的问题意识，即作为一种积极的休闲健身 活动，广场舞的“污名化”和遭遇抵制的过程是在什 么样的社会基础上发生的?这个过程具有何种特定 的社会含义? 一 、“恶性抵制”事件与广场舞的治理困境 在报纸、电视和互联网平台等各种传播媒体上， 每隔一段不太长的时 问，总能看到有关广场舞和 “中国大妈”的报道。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报道是介 绍各地市民对抗和抵制广场舞的奇招和手段。在这 个过程中，一些针对广场舞的“恶性抵制”事件不断 地冲击着人们对广场舞和“中国大妈”的认知和态 度。现实中发生的许多“恶性抵制”事件 ，最令人瞩 目的地方在于 ，深受广场舞噪音困扰的普通居民采 取十分极端的手段 (甚至涉嫌违法的手段)抵制广 场舞。比如温州的“噪音对决”事件、武汉 的“高楼 泼粪”事件、北京的“鸣枪放狗”事件以及长春的“车 位地锁”事件等等。下面是本文从媒体上收集到的 上述几个“恶性抵制”事件的基本情况： “噪音对决”发生于 2014年4月，温州“新 国光商住广场”居住小区的业主因长期无法忍 受马路对面“松 台广场”的广场舞噪音 ，在多次 调解、沟通和求助无效之后 ，业主们筹资 26万 元购买“远程 定向强声扩音 系统”(俗称 高音 炮)，采用“以噪对噪”的方式抵制广场舞 (见 《温州晚~}2014年3月30日)。 “高楼泼 粪”事件发 生 于 2013年 10月， “汉口中心嘉园”的业主，因不满小区广场舞的 噪音扰 民，通过小区物业 多次协调无果之后 。采 用“高楼泼粪”的方式驱赶参与广场舞的大妈 (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