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重民思想.docVIP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 ——浅议《左传》之民本思想 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民变、民暴引起“国削君亡”的事实使统治者很早就重视民心的问题，总结了“民为水，君为舟”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左传》之前的典籍如《诗经》、《尚书》中已经出现了关于民本思想的阐述，《左传》中“民”出现的次数却多而频繁，民本思想贯串始终，构成全书重要思想线索，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因此，本文只是就《左传》中的民本思想进行浅析。 《左传》系统地总结了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在《左传》的行文中民本思想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与目的性，譬如神与民地位的变化“民为神主”、“民为邦本”等一系列民本思想。 神与民地位的变化（民为神主） 春秋以前，天、上帝、神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据卜辞记载，殷商时期国家政事，不论大小，都要通过占卜的形式，请求天帝的旨意，由它来作主宰。到了春秋时代，随着经济政治的剧变，人们对于天、上帝、神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动摇，《左传》记载了这一重大变化。随着天、神地位的动摇，神与民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变化。民的地位不断提高，如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学说，在当时社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民本”代替“神本”思想开始在春秋列国中流行。《左传》中明确体现的民为神主观念，如下： 《左传·僖公十九年》宋国执政大臣司马子鱼在抨击宋襄公欲以人作为祭祀的牺牲的行为时，曾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强调了与其耗费人力、物力于祭祀祈祷，不如改行德政，施惠于民，民心归则神必庇护。同时表明了“民为神主”这种主张已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并已开始为人所接受。 《左传·桓公六年》：楚攻随，随侯轻民而重神。随国季梁劝谏时谈及到神与民的关系时有这样的论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备致力于神。” 季梁对随侯的谏止并不是从两国的军事力量的对比来阐述利害关系的，而是从保民、重民的“民本思想”着手的。《左传》补叙道：“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修政”就是按照季梁的劝告加强保民安民，最后的结果是楚国惧而不敢侵，这足以看到民本思想的强大威力。可见这里是将民的地位加以提高，把“民”的地位提升到“神”之上。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虢国的史官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则进一步认为连国家兴亡这样的大事也取决于民而不取决于神，神只能“依人而行”。也说明了这一时期人们对民、神关系的认识，已然不仅仅是对“民为神主”的思想有所接受了，而且将能否得民心、民力与国家兴亡直接联系到了一起。重民轻神的意识十分明显了民的地位得到了改善与提高，说明民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也是决定战争时代各诸侯国存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君与民的关系认识（民为邦本） 殷和西周之时，君作为“天”的代表，其地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春秋以后，君主的权威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君主的权威大大的降低。与此同时，民的地位和重民的思想却迅速上升。在《左传》中民本思想是其重要的思想倾向之一， 民的作用与民心的向背，成为战争胜负、霸业兴替的决定力量。作者在大量的战争描写尤其是对战争胜负的背景叙述之中力图揭示这样的真理：得民而战者胜。作为统治者, 如果认识不到民众的力量, 又不能够施行仁政, 获得广大百姓的支持和拥护, 那么迟早要垮台, 这已经是为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国战败，楚国大臣季荣分析其失败的原因时强调了民心的重要性，“非神败令尹，令尹不勤其民，实自败也。而相比之下，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以礼，以信教民直至民心不惑。“入务利民”和示民以义、信、礼，说明他认识到安民得众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不可估量的作用。使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与统治者保持一致，“民听不惑，而后用之”，集全国之力，君臣上下奋力一战，最后，一战而霸。其实能否称霸，和霸主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列国形势分不开，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些在《左传》都有表现，但这里作者重点强调的是一个民心向背间题，即所谓的失民心者失国，得民心者得国。 《左传·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 “曹刿论战”便鲜明的反映了安民抚民的思想。长勺之战前，曹刿见鲁庄公，鲁庄公所认为可以参战的三个条件，其中第一条“衣食所安，必以分人”，因其恩惠所加，只在贵族，未及于民，所以曹刿反对。第二条对神诚信，只对天地神灵，仍未及民，亦不足以战。只有第三条，乃是为民办好事，曹刿认为可以一战。曹刿论战，不与鲁庄公讨论军队的数量、武器装备、战斗的具体部署，而是着眼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环境与民心的向背这样的战略，说明他目光的远大和远见卓识。长勺之战，鲁国能以弱小的力量战胜强大的齐国，就在于取得了人民的支持这一先决条件。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欲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凭借小恩小惠、神灵保佑都是不行的，必须真心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