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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文学研究会 第一节 文学研究会概述 五四文学革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揭开序幕，它的深入发展则在新文化运动走向低潮期间进行。文学社团的蜂拥而起，文学刊物的纷纷出现，作家作品的此起彼伏，孕育出了不同的文学流派。 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成员最多、影响也最大的纯文学团体。奠定社团理论的是沈雁冰，在组织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郑振铎，创作实践的代表则是叶绍钧。早在1920年冬，文学研究会即开始酝酿成立。在北京的几个发起人，想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述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注]这个想法得到许多人的赞许。但由于经济关系，他们无力单独出版杂志，和上海各书局接洽。适逢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和编辑主任高梦旦在京，张、高认为再出文学杂志与已出的《小说月报》性质相近，不愿再出，但答应把《小说月报》改组。对这个办法，他们又不同意，于是想先成立一个文学会，由该会出版杂志。不久，沈雁冰来信，说商务请他当《小说月报》编辑，内容可以彻底改革，但刊名不能改。北京的同仁于是积极筹备文学会的成立，并推郑振铎起草会章；同时决定，暂时不出文学杂志，而以《小说月报》作为原拟出版的文学杂志的代用刊。 12月4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同仁在耿济之住宅开会，讨论并通过会章，并推周作人起草宣言，随之而以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12人的名义发起，在北京各日报、杂志发表宣言简章，征求会员。当时要求入会的人很多，发起人又在耿宅开会通过会员名单，并决定 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即今中山公园）召开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 文学研究会 出席成立大会的有21人，推举蒋百里为主席。郑振铎报告本会发起经过，接着讨论、修改会章，选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最后讨论“读书会”、“基金募集”、“图书馆”、“会报”、“丛书”、“讲演会”等几个问题。3月21日，文学研究会召开临时会，主要内容是讨论通过与商务印书馆所拟定的丛书契约，并决定通过通信方式选举产生丛书委员会委员。一个有宗旨、有组织、有计划，致力于文学事业的文学社团诞生了。 文学研究会会员先后发展近200人，许多著名作家都曾经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如庐隐、俞平伯、朱自清、刘半农、冰心、朱湘、徐志摩、曹靖华、王鲁彦、李金发、蹇先艾、老舍、欧阳予倩、王任叔、熊佛西等。鲁迅虽然没有正式入会，但曾经给予大力支持，同它保持了密切的关系。此外，全国许多城市都成立有分会，并分别出版自己的刊物。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学研究会发表了“宣言”并制订了“简章”。 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和“简章”值得注意的，一是针对当时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强调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是值得终身从事的事业。这对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把从事文学视作文人穷途末路的游戏和消遣观念，是一个有力的反叛。二是整理中国旧文学。中国旧文学源远流长，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杂揉在一起，需要进行深入具体的阐释和研究。五四文学革命初期对旧文学有否定过分倾向。文学研究会把整理旧文学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不仅在客观上起了某种纠偏作用，而且为整理、研究中国旧文学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文学研究会评论资料选 表面上看，文学研究会是一个组织颇为严密的文学社团。其实，它的组织涣散，缺乏共同遵守的理论纲领和明确的奋斗目标，在众多的会员中，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文学观点也并不一致。茅盾后来在《关于“文学研究会”》里说：“如果所谓‘一致的话，那亦无非是‘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一基本的态度。现在想起来，这一基本的态度，虽则好像平淡无奇，而在当时，却是文学研究会所以能成立的主要原因。假如我们说文学研究会是应了‘要校正那游戏的消遣的文学观之客观的必要而产生的，光景也没有什么错误罢？”[注]这个基本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作‘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这个态度，在冰心、庐隐、王统照、叶绍钧、落华生，以及其它许多被目为文学研究会派的作家的作品里，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注]他们在文学观上有着基本一致的态度，反对“文以载道”，反对鸳鸯蝴蝶派，主张文学为人生。因此，文学研究会就被认为是为人生而艺术的“人生派”。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也是承认的，茅盾就说过：“这两个刊物（按指《小说月报》和上海的《文学旬刊》）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是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的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的。”[注]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