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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中的其它：民族志博物馆翻译——凯特?斯特奇英国阿斯顿大学西方的民族志博物馆历史悠久，问题诸多。巡回展览中的活灵活现的展览“异族人”早在16世纪就开始了。19世纪，伦敦展示了一群拉普兰人在驯鹿，非洲土著居民着手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从此之后，那种情况就繁荣昌盛起来了。然而，19世纪中晚期学术博物馆迅速发展，此处展览者收集的工艺品，这些工艺品来源于世界的“原始”、“自然”、和“部落”民族。如今的民族志博物馆形状相似，仍然是欧洲大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在后殖民主义世界中，面临着新的困境。例如，属于非西方民族的物质文化，在没有被其作者译成沉默的，无力的，视觉消费客体时，是怎样被收集并展览到西方的。本文，首先会界定民族志博物馆在何种意义上被译成“事项”、“民族”和“文化”的，然后会继续观察民族志博物馆是如何运用具体的方式进行翻译活动的。最后，会探索并尝试博物馆翻译的新的策略。博物馆如何成为一种翻译?传统上，进入民族志博物馆，此处我指的是19世纪晚期的博物馆布局，直到今天有些布局形式还或多或少被延用下来，我们面对的是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它们是以画廊名称，个体标签定义的。这些事项本身已从他们早期的位置和功能中脱离出来，因此，罐子不再装液体，服装不再遮蔽身体（所有的这些辅助功能聚集在每一个二手物体上）。相反，它变成了民族志的证据，是原始文化的一种转喻陈述。以罐子为例，它可能被重写下来证明北非的黏土技术是怎样发展的。我当然不想争辩这脱离或减弱了本真性的意义。事项意义是无穷的，为什么这个不能为其中一个呢？我的观点并不是像其它翻译一样，要重新定义它们的意义，多重性有决定性，并且可处理事项。同样的适用于事项的选择和排列该事项的机制。我们可能会发现民族志博物馆是以起源地，技术类型，功能以及形式的相似性来排列的（民族志博物馆几乎不按时间顺序排列布局，正如下文要讨论的）。作为一个有序的整体，展览声称通过翻译形式来表征一个或几个民族：它们以熟悉的习语呈现出来以供“阅读”：科学分类法或异域性习语。那一定是相当奇怪的组合，两种框架都成功设法在民族志博物馆中共存，这样就有双倍的人类学观众和门外汉游客。如果公众失去了对西方民族志博物馆的兴趣，有可能部分原因是由于来自电视或电影关于“活态博物馆”的竞争，或者是民俗参观者关于“此景点”便宜的长途旅行的影响。所有这些媒体的兴起都和表征和翻译的话题有相似性。然而，还有些空间是供沉思和慢节奏的博物馆媒介。我想要表明的是，它包含了“深度翻译”和书写殖民主义历史的可能性的一种范畴。博物馆是怎么书写它者的？首先，我会更加详细的介绍民族志博物馆书写它者的一种传统方式。我已提出博物馆陈设了一种回声，是西方民族志书写的一种关键主张，意思是拥有巨大的，全异的和多意义网络的物质文化能够被系统的解读。在此种意义上，传统的民族志学反映了博物馆展览，但那个映射不仅仅是正式的：民族志博物馆的成长与人类学科的产生具有历史性的联系，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正是人类学家在此领域努力用物质形式记录他们的发现，使得新博物馆的储藏室在19世纪晚期开始繁荣起来，以现代形式兴盛起来的博物馆的储藏罐需要民族志的专业技能去挑选，评选和解释。与此同时，这一学科在继续扩展区支撑殖民主义冒险，博物馆在国内是人类学冒险的公众外观。因此，19世纪，建立在古玩陈列室（它本身也是欧洲迎接新世界的组成部分）基础之上的早期博物馆文化发展成了一种更加系统的事业，即使与之相异也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人把殖民主义土地当成下等的。在臭名昭著的19世纪，民族志博物馆展览了当代“原始”民族，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当代”，而是成为人类的更古老方式的剩余物，现在这些方式是冗长的，迷人的，但主要是对过去殖民社会文件的兴趣。对此他们自身观念解释最清楚的就是法汉姆的皮特河流的私立博物馆。它将事项按进化时间（从原始到现代）排列，不考虑实际日期和其它因素。他举例说道，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或爱尔兰的文化和科技存在于“阻碍发展”这样一个国度里，这样，为这个世界代表了进化的先辈们。陈列着的艺术和科技制品和他们的原始原型很接近，不仅仅是展示了在进化谱系上的谁是谁，也展示了自然先于进化，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持续、无缝的。我们此处可见到种族主义使殖民侵略合法的同时，也为国内的观众制定了一个特殊的政治意义。并不是所有馆长都严格遵守这种安排，许多支持人道主义的人尝试着让他们的观众去认清世界其它地方不同的现实问题。事实上，并不是这种精确的进化式的布局控制西方博物馆的（尽管麦克布说道，它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还有剩余，在那里，她发现人类社会陈列于动物旁边）。相反，这种布局策划在19世纪晚期发展起来的，在今天更加广泛、典型的布局策划按照地理位置设计的；通过使用标签，去创造像“非洲”或“北印第安”这样的实体。按照历史年代布局好像并不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