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取哲学研究之灵魂刘江荣投稿.docVIP

直取哲学研究之灵魂 ——评刘永佶教授新著《劳动哲学》 刘江荣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马克思曾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然而，晚近以来，中国学者和中国学生受到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界说的束缚以及苏联教科书相关定义的禁锢，将偏离哲学研究主题的命题——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误认为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在此情势下，笔者回溯并重申了哲学的常识——哲学研究的主题和主线是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构建《劳动哲学》理论大厦的概念基石——实践辩证法和劳动社会观为基本点，观照了《劳动哲学》为劳动者提升社会主体地位和劳动者实现自由发展而服务的人文情怀与终极关切。 关键词： 人生 社会 劳动者 劳动哲学 一、晚近以来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恒绕人生而论 西学东渐100多年以来，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中国哲学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探讨的步伐。特别是薪火相传、学贯中西的老一辈学术思想大家均从哲学研究的对象、主题、任务和功用等视线就哲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发表过许多充满智慧光芒和思想妙悟的独到见解。洞察哲学研究的先哲们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等多个向度对哲学是什么问题的异样思索与多样回答，不难发现，其殊途同归的集结点是哲学视域中的人。 细数起来，身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先生在论及欧洲哲学的弊端时认为：“欧洲哲学上的波澜，就哲学史家的眼光看来，不过是主智主义与反主智主义两派之互相起伏。主智者主智，反主智者主情，主意。本来人生方面，也只有智、情、意三者。不过欧人对主智，特别注重；而于主情，主意，亦未能十分贴近人生。盖欧人讲学，始终未以人生为出发点。”有鉴于此，梁启超先生认为哲学研究的不同向度均应统一于研究和反思人生这一基本点之上。潘光旦先生在论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时也特别谈到：“社会科学并没有拿人做对象，它的对象是半神秘的社会，俨然成为一种新的本体的社会，以及人所自造与留存下来而侈称为制度文明的种种赘疣。社会科学的错误不在慢而在认错了对象。……肯定了一个假东西，却否定了一个真东西。否定了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完整性、有机性与自动性。”由此显见，潘光旦先生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囿于研究由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衍生出来的对象化物质世界是偏颇的。对此，汤一介先生的论述更为直白，他说：“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内在超越性和实践性。而西方哲学的主流多有一个外在于人的世界。” 接续汤一介先生对中西方哲学的比较性认识，梁漱溟先生在谈及西洋人生哲学存在的问题时，曾发表过这样的论述：“西洋哲学是偏于向外的，对于自然的。对于静体的一面特别发达，这个结果就是略于人事；所以在他人生哲学好像不是哲学的正题所在，而所有其人生哲学又自古迄今似乎都成一种特别派头。什么派头？一言以蔽之，就是尚理智：或主功利，便须理智计算，或主知识，便须理智经营；或主绝对又是严重的理性。”由此易见，西方哲学主智，长于对象化世界的研究，但其哲学研究的进路却偏安其中，未能回归认识的主体——人本身。 事实上，晚近以来，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大家从不同维度均对哲学是什么这一“元问题”进行了值得后人钦佩的思考与论证。综合各家各派的智慧精要，笔者认为，哲学研究的致思远识可集中概括为真、善、美辩证统一于人；智、情、意辩证统一于人；无机存在、有机存在与社会存在辩证统一于人；主体、客体及环境辩证统一于人。笔者的观点在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贺麟先生、张岱年先生和冯友兰先生的思想中均得以印证。 择要展述，熊十力先生认为西方人所求底是知识，而东方人把学问当做修养，这是一个很可注意的异点。进一步地，他认为，修养元不必屏除知识，知识亦并不离开修养。中西学问底不同，只是一方在知识上偏著重一点，就成功了科学，一方在修养上偏著重一点，就成功了哲学。由此可见，熊十力先生的潜台词一是西方人重视科学素养，中国人重视人文修养；二是科学素养与人文修养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三是哲学研究关乎人本身，是内在于人的学问。 进而观之，金岳霖先生特别强调哲学以通为目标，笔者认为这是极有价值的思想精华。具体说来，金岳霖先生早在1944年发表的《哲学与生活》中就强调指出，“值得注意的事实不是认识论主宰了哲学，而是整个哲学领域都是为了理解或者是为了追求知识而构建起来的。……无可否认的是，从进行理解和获得知识出发而建构起来的哲学已经取得了稳固的进步。……然而确实有些东西无可挽回地丧失了。为了知识而建构起来的哲学甚至成为可以在八小时以内从事的职业，某些人据此把生活的某一侧面哲学化了，但是这一侧面依然是与一般生活分离着的。哲学家与人的有机联系似乎已经消失了。人们得到这种印象，成堆的哲学教授中，几乎没有一个哲学家。”与此同时，贺麟先生也有关于哲学研究心物各有其用，一体两面，合于人之精神的论说。贺麟认为：“严格讲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