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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和意脉 评袁行霈古典诗学观念和文本解读 ?????????????????????????????孙绍振 ?????????????????????????????????????????????????????????????????????????????????（注：此文原载《文艺争鸣》2015年第5期） 一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袁行霈先生无疑享有公认的权威。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青春年少到如今白发苍苍，奉献出源源不断的成果。先生在文学史的编撰上，在一些作家的文献资源的疏理上，在文本的赏析解读上，其成就有有目共睹。最值得注意的当为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指出其重在“直观的、印象的、顿悟的”把握，其长处在于“靠妙悟做出的审美判断，往往比套用某种理论模式演绎出来的结论更能引起别人的兴趣和共鸣。”其不足在于“只求心理的启迪，而无逻辑的实证；注重直观的感受，而不甚注重建立理论体系。”[1] 针对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体系的不足，袁先生在一系列论著中展示了他建构中国古典诗学体系的努力。此类论著中规模最大的的是他和孟二冬、丁放合著的出版于1994年的《中国诗学通论》。此书虽号称“通论”，但更多是将中国诗学著作进行分阶段的描述，更接近于诗学史性质。在“绪论”中明言不屑作“从概念到概念，脱离创作实际作无端的演绎”，[2]并不着意在中国理论体系的建构。倒是袁先生在独立著作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的“自序”中有纲领性的概括。他提出中国诗学理论系统的逻辑起点，或者说，第一层次，应该是语言分析，而语言在诗歌中与口语与书面语言不同，其特点乃是“变形”，既遵循语言规范，又超出其规范。如果要给诗歌下一个定义的话，“不妨说就是语言的变形”。以格律造成音乐性，在用词造句方面则是“改变词性、颠倒词序、省略句子成分等等” 。第二层次乃是“意象分析”，语词是表层，意象则为其深层，因为其“意蕴”，“感情容量大，启示性强”。由于意象的“比喻化”和“象征化”而成熟。中国诗歌的艺术的“奥妙”就在于“意象组合的灵活性”。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不像欧美语言受时、数性格的限制，[3]连词、介词可以自由省略，这对中国诗歌就“不但增加了意象的密度，而且增加了多义的效果，使诗更含蓄，更有跳跃性。”第三个层次是，意境。“意象的组合构成意境”“境生于象而超乎象”。第四个层次则是与意境相应的风格。“诗歌艺术的最高层次就是风格研究。因为风格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分析，而深入到人格的领域，是对诗人所做的总体把握。”袁先生的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理论体系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言、意、象、境”。[4]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能代表他对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体系地建构的应该是《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上篇，尤其是上篇中的三篇论文：一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三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这三篇论文，多次收入袁先生的论文集，《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的“自序”实际上就是对这三篇论文的概括。 把中国古典诗艺的无比丰厚的成就用四个字表述，这种概括的高度和力度和陈良运先生把中国古典诗学概括为“志”“情”“形”“意”“神”五大范畴有息息相通之处。[5]但是，陈良运的追求和袁行霈似乎不尽相同。陈先生的功力集中在概念、范畴在历史文献中的演变和进化(如袁先生肯定的最早出于今文尚书.尧典的“诗言志”之说之不可信，直至孟子才出现接受意义上的“《诗》以言志”等)。其于内涵外延上辨析毫厘之功，其论述之严谨，范畴之内在联系和转化，无疑表现出现代理论的体系自洽。可以说在中国古典诗论的当代转化中成一家之言。袁行霈似乎志趣有异，虽有中国诗学的宏观概括，但是，他并没有对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其历史的演变中作全面的追踪疏理。他的体系性不在概念、范畴的历时性的演变和关系的自洽，而是以共时性的逻辑划分为基础，对文本作审美的分析，似乎可以说，他的追求乃是文本艺术分析。与一般学院派繁琐概念辨析相比，带着解读的操作性，其理论往往与艺术分析联系在一起，理论体系性与解读的实践性的结合成为突出的特色 将代表作以《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为名，表明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对“诗歌的艺术的分析”上。不难看出，他特别在意文本的艺术分析，他的体系化的观念，与其说是来自于古典诗论的历史性的疏理，不如说是来自对于诗歌文本的具体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学术不但在风格上与陈良运不同，而且应该划分为不同的学科。如果说陈良运的成就属于诗学理论的话，袁行霈的努力应该属于诗歌的审美解读学。 中国诗学理论的建构，固然有极大的难度，但是有着欧美甚为发达的诗学理论的参照。带着很高抽象度的美学意味的诗学，无疑是欧美的强项，但是，诗学的文本解读学，特别是个案的文本解读、艺术性分析(而不是意识形态分析)欧美文论不但鲜有成功的范例，[6]而且对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