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历代诗文存技巧.doc

庐山历代诗文存 　　醉石 　　一、先秦 　　4000多年前在庐山紫霄峰上，大禹治水时，尝登此，刻字于石室中。好事者缒入之，摹得百余字，字奇古不可辨。只“洪荒漾，予乃檋”六字可识。这是留传庐山最早的文字记录。 　　庐山古称敷浅原，大禹时所作的《禹贡》有庐山古称的记载。《尚书.禹贡》曰：“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明末名士，著名文学家夏允彝断言敷浅原即庐山，“敷浅原之为庐山审矣”。 　　“庐山”见之于现存的古籍，首见战国末年、魏国史官于公元前２２９年至２２５年所著的《竹书纪年》：“（周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周康王钊，约于公元前１１世纪在位，是西周的第三位君主，故庐山之名最早起于公元前１１世纪的西周。（早年的《竹书记年》早已遗失，现版本是以明朝留存版本为参考） 　　战国末年的《山海经》等书又称庐山为天子都、天子障、南障山等。《山海经.海内东经》中亦有：“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障，又曰三天子障，山在闽西”之语。 　　二、两汉 　　与魏国史官《竹书纪年》相隔一百年，西汉司马迁又将“庐山”之名载于《史记》。《史记.河渠书》中有“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之记载，“庐山”之名始见于此。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登上庐山的文人。 　　司马迁上庐山，翻开了庐山人文活动的崭新一页。庐山开始令世人瞩目，跃居天下名山行列。这在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中有记载:“元封五年冬(公元前106年)，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号曰南岳。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大川，北至琅琊并海上，四月至奉高修封焉。”《史记.封禅书》则如是记：“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浔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大川。”从汉武帝此次出巡路线看，祭把的名山当中就有庐山，并给汉武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乃“以潜之天柱为南岳，以庐山为贰”，列入西汉祀典。 　　从现在能查找到的古籍看，最早题咏庐山的诗为东汉顺帝建康元年（１４４）“庐山君”之女“婉”所作的《琴歌》：“登庐山兮郁嵯峨，唏阳风兮拂紫罗；招若人兮濯灵波，欣良运兮畅云柯；弹名琴兮乐莫过，云龙令兮登太和。”但“庐山君”究竟为何人？转载此作的晋代祖台之《志怪》，只说是庐山的一位神仙，实名未有，其女——“婉”，就更虚缈了。 　　今本《搜神记》卷四《建康小吏》条亦有曹著的简单记载：“建康小吏曹著，为庐山使所迎，配以女婉。著意不安，屡屡求请退。婉潸然垂涕，赋诗序别，并赠织成裈衫。”汪绍楹校注本谓：“本条未见各书引作《搜神记》。”则是否为《搜神记》原本，亦有可疑。而祖台之《志怪》则较为详细周密。　 　　三、三国 　　庐山的历史，三国以前，传闻多于真实，三国以后，大体有据可考。星子县温泉镇的杏林便有一段十分美好的传说。 　　《董奉传》载：“董奉，字君异，三国吴时闽之候官也，隐庐山，为人治病不受钱，惟令种杏一株。” 　　据东晋著名道教学家葛洪《神仙传》卷十记载 ：“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董奉曾长期隐居在江西庐山南麓，热忱为山民诊病疗疾。他在行医时从不索取酬金， 每当治好一个重病患者时，就让病家在山坡上栽五颗杏树；看好一个轻病，只须栽一颗杏树。所以四乡闻讯前来求治的病人云集，而董奉均以栽杏作为医酬。几年之后，庐山一带的杏林多达十万株之多。杏子成熟后，董奉又将杏子变卖成粮食用来贩济庐山贫苦百姓和南来北往的饥民，一年之中救助的百姓多达二万余人。 　　《真仙通鉴》记录了他的精湛医术：“奉居庐山时，为人治病。有少许病癞濒殆，自载诣奉。奉请坐密室中，以布五重缄其首，敕家人毋相通。俄有物人其室，通舐之，痛不可堪。废其舌可大尺许，气息如牛，久乃去。始解布，与少水饮，旬日少年体尽出无肤，痛甚。又旬日，生肤如凝脂，癞尽愈。” 　　正是由于董奉精湛的医术和行医济世的高尚医德，赢得了百姓的普遍敬仰。庐山一带的百姓在董奉羽化后，便在杏林中设坛祭祀这位仁慈的道医。后来人们又在董奉隐居处修建了杏坛、真人坛、报仙坛，以纪念董奉。如此一来，杏林一词便渐渐成为医学的专用名词。 　　四、两晋 　　佛学对东晋山水审美意识与山水游记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以慧远为首的诸道人以佛眼看庐山，形成较为集中的游记创作群作。其作品融铸了大自然的生命活力和佛理的空明玄寂，体现出玄理与地志的双重影响，可视为游记成熟的标志。宗炳对山水观照进行了美学阐释，表述了澄怀味象、与道冥合的玄理旨趣，代表了慧远一派山水游记的艺术趋向。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著《续汉书》，其《地理志》载：“庐山西南有双阙，壁立千余仞，有瀑布焉”，指的就是石门涧，该志被后人补人《后汉书》，这是庐山胜景在史籍中最早的记载。其后，东晋高僧慧远撰《庐山略记》，杏林、香炉等名称始见。